Marian Tolpin思想的发展

与众不同的婴儿：Marian Tolpin对自体发展理论的贡献

作者：Anna Ornstein M.D.

翻译：邹柳

本文刊载于2009年IAPSP会刊

摘要

根据Heinz Kohut对自体客体移情的描述，Marian Tolpin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任务，重新建构精神分析发展性过程中的一些传统概念。本文聚焦于这些过程当中的两个：自我安抚能力的获得，调节张力和焦虑能力的获得。Tolpin重新定义了Winnicott和Mahler对这两种基本心理功能的阐释，论证了将内化定义为是“临时的精神结构”的“中转站”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理结构的形成。任何客体（通常是柔软的毯子）或者母亲都可以通过逐渐的内化成为“临时的精神结构”。本文指出，使用依恋理论来解释其发现的现代婴儿研究，和使用自体心理学语言的Tolpin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本文还介绍了自体心理学的发展理论对有症状的儿童及其有功能障碍的养育者的诊断和治疗的临床效用。

关键词

传递transmission，创伤trauma，价值观values，思想ideals，世代generations

引言

Marian Tolpin卷帙浩繁的著作可以分为三个相对不同的部分：(a)对经典文本的讨论(1969,1974,1991)，(b)有关自体发展理论的文章(1971,1978,1986)，(c)对自体心理学临床理论的贡献(1970,1979,1987,1997,2002)。由于她的临床理论文章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版的，很容易忽视她早期对发展理论贡献的重要性。回顾一些主要的、更近期的关于发展的精神分析文献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文章几乎没有参考引用Marian的作品，只有一些例外(Stern, 1985;Lachmann和B. Beebe, 1994, 1996)。现代婴儿研究从基于视频的母婴互动观察中收集数据，并主要使用依恋理论解释其发现(Bowlby, Ainsworth, Main, Lyons-Ruth)。尽管依恋理论和自体心理学之间存在着理论差异，但研究人员的发现在许多方面和Marian的表述相一致。

我认为Marian有关发展的文章对于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代表了一种转变，从Kohut用传统的精神分析语言阐述他的新思想的第一本著作《自体的分析》(1971)到更加明确地用自体心理学阐述的《自体的重建》(1978)和《精神分析治愈之道》(1984)。Marian的文章更清晰地表述了自体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Kohut早期作品中未明确阐述的自体障碍的根源。

Kohut的理论建立在对患者在分析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移情的本质的观察而获得的见解之上，这和Freud相似。对自体客体移情的认识为分析那些无法追踪到和性以及攻击驱力有关的未被解决的冲突的患者打开了大门。这些患者的精神病理学显示出了其自体组织方面的缺陷。Marian似乎急于回应这些临床发现所代表的挑战。她要回答的问题是：精神结构起源学放弃了驱力会如何发展？她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71年，Kohut在同年出版了《自体的分析》。今天，我们承认Marian的贡献构成了自体心理学人格发展理论的基石。本文是我对Marian学识的致敬，对她那经久不衰的思想的赞扬。

20世纪60-70年代，自我心理学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精神分析学家的头脑中。为了介绍他的新范式，Kohut致力于将自体心理学和经典的、传统的精神分析区分开来。Marian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第一篇文章《凝聚性自体的启点》On the Beginning of a Cohesive Self (1971) 中，她重新定义了最早Winnicott(1953)诠释的幼儿使用过渡客体的发展性意义。她对最初由Spitz (1950)、Mahler、Pine和Bergman (1975)阐释的陌生人焦虑也做了重新定义。她回顾了Winnicott和Mahler等人的观察，重新概念化了儿童日常的、容易观察到的行为的心理意义，也因此成功地阐述了Kohut关于通过转变性内化形成自体结构的核心思想之一。在Kohut引入自体客体概念之后（他从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开始经常使用这个概念），Marian在随后出版的文章中完善了她最初的想法。在一篇名为《自体及其自体客体》The Self and Its Selfobjects (1986)的文章中，她强调了婴儿与生俱来的自我矫正的能力以及婴儿对其自体客体的行为的影响。有关新生儿的一个新形象正浮现出来：自体心理学取代了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中被动的、孤独自闭的、无助的婴儿，带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有自我主张的婴儿，生来就有从其情感性环境中引发其需要的发展性回应的能力。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婴儿”——Marian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科胡特的婴儿” (Tolpin, 1986)。

如今我们已经不再质疑共情性回应环境对于人格发展的关键作用。然而在20世纪70和80年代，这些重新定义是革命性的。这种归因于环境的理论的发展性意义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放弃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它是有关内心冲突的心理学。

基于对移情的重建的发展理论需要通过对无症状婴儿和儿童的观察来验证。传统精神分析对于“重建的婴儿”reconstructed infant和“被观察的婴儿” observed infant相同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适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重建的婴儿”是一个未分化的、虐待性的婴儿，在本我愿望和社交环境的要求之间不断冲突着。通过重新建构这些移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有问题的婴儿，而不是——如其假设那般——健康的婴儿。

自体客体移情中“重建的婴儿”是一个要么苦于无法回应其正当的发展需要的情感性环境带来的结果的婴儿，要么是遭受了羞辱和主动的身体或者情感虐待的婴儿。这意味着，只有当环境以与其年龄适切的方式对婴幼儿的发展需要做出回应时才能确保婴儿相对健康的发展；孩子的情感性环境不仅会促进内在的、驱力决定的发展，还可以主动参与精神结构的建立。

对无症状婴儿和儿童及其养育者进行的现代婴儿研究(Stern, 1985; Beebe and Lachmann, 1988, 1994; Lachmann and B. Beebe, 1992; Lyons-Ruth, 1999, 2006; Fonagy and Target, 2002)并没有证实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中“重建的婴儿”形象：这个婴儿和他们所观察的婴儿在任何方面都并不相似。现代婴儿研究，运用早期婴儿观察者所不具备的技术，发现人类婴儿的本能并非需要被驯服、中和和升华，他们与生俱来就拥有感知、社交和认知能力，可以从其情感性环境中引发回应。这和“科胡特的婴儿”的形象是一致的——一个从生命一开始就充满活力、有自我主张的婴儿。换句话说，现代婴儿研究中“被观察的婴儿”证实了Kohut的观点，即自体客体移情（承认和确认的需要，以及和理想化他人融合的需要）揭示了心理病理的发展继发于儿童的环境对其发展需要回应的失败。现代婴儿研究的发现和科胡特的婴儿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给了自体心理学相当大的解释的力量。

凝聚性自体的启点；过渡客体和信号焦虑的婴儿期起源

儿童离开养育者提供的安全的能力是逐渐增长的，他们是回答所有精神分析学家那个最重要的问题的最佳对象：是什么让婴儿越来越独立？什么样内在的心理过程和婴儿离开养育者提供的安全的能力相对应？Marian意识到幼儿在这一发展阶段获得了多种心理功能，然后她聚焦于其中两个：自我安抚的能力、调节张力和焦虑的能力。

Marian对细节给予了细致的关注，她阐述了婴儿与其过渡客体之间关系的精神分析意义——和Winnicott的观点不一致——她成功地论证了毯子的安抚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婴儿自己安抚和安慰自己的能力。让我们看看Marian得出这个结论的步骤。在婴儿第一次拥有毯子并安静下来时，即使再漫不经心的观察者都会注意到毯子的安抚能力是很明显的：毯子为婴儿提供了一种“精神结构的过渡形式”。婴儿的“创造力”在于他能将母亲的安抚作用“转移”到他能控制的无生命物体上。毯子的安抚功能的过渡性质量通过两个因素来呈现：(a)首先,毯子的功能和母亲在场时的安抚奶嘴一样；(b)婴儿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找毯子，也就是从清醒状态到入睡时感到压力、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需要放松的时候。Winnicott和Marian对于婴儿使用毯子的意义的不同诠释关乎着毯子的命运，所以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和放弃毯子相对应的内在心理过程是什么？Winnicott(1953)认为，通常情况下，毯子不会成为“内在的”；它会失去它的意义，“因为过渡现象……在两个人共同感知的内心现实和外部世界的整个领域，也就是整个文化范围内……会蔓延散开”。而Marian(1971)提出，“正是因为这一宝贵的财产既没有被错过、哀悼、压抑，也没有被忘记，过渡客体的安抚功能成为了内部永久的精神结构，所以毯子不再被需要了”。这不是一过性的事件——毯子会在需要的时候反复失去再重新找到；婴儿需要的精神功能的转变内化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的。这是对Kohut的结构形成理论最简单但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即自体结构在“恰到好处的挫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当儿童体验到客体某些功能可以容受的、阶段-适切的丧失时，其精神不会听任这种丧失，而是会通过内化保留客体的功能”(Tolpin, 1971, p. 317)。

Marian还通过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最基本的心理功能之一的获得：张力和焦虑调节能力。我们使用“母亲膝盖上的婴儿”模型来观察婴儿体验到的不同信号级别的焦虑时发现，婴儿对陌生人的反应“完全取决于母亲对他的痛苦信号的结构-调和反应”(Tolpin, 1971, p. 336)。这里我们有一个例子来说明父母的共情的发展性意义：为了养育者作为“精神结构的过渡形式”发挥作用，她的回应必须和婴儿焦虑水平的微妙变化“吻合”。当母亲“感觉到”婴儿焦虑程度增加时，她也会自动增加自己作为安全来源的可用性。调节紧张的能力是正常情况以及处于压力情况下的心理正常运作的基础。当母亲无法提供这一功能时，婴儿就会诉诸于不同的病理机制。让婴儿暴露在难以耐受的焦虑中的反复的共情失败导致了防御性心理结构的发展，而防御性的心理结构是构成各种形式的精神病理的基础。

在1986年出版的《自体及其自体客体》中Tolpin引入了和自体发展相关的新观点。Marian对母婴互动的描述明晰了只有进化生物学才能解释人类婴儿与其人类环境之间的交错水平。举个例子，她让我们注意养育者抱婴儿的距离：“在婴儿对于‘既定的’和父母的自体客体功能的体验之间恰到好处的吻合关系中，我们要考虑到，婴儿视觉能力的成熟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和其他人能够精确地定位婴儿的目光最能聚焦的地方的倾向有关”。自体和它的自体客体之间的交错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独立于它和自体客体的互动之外定义自体：

健康的婴儿出生时就拥有复杂的功能和设计好的装备，可以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一个主动性、印象和体验的独立的中心。换句话说，正常的先天的装备构成了一个自出生起就以阶段-适切的形式存在的可分化的（自体）组织。自然地，构成有组织的自体的先天的装备为了正常运行需要可以预期的父母的照顾[Tolpin, 1989, p. 309]。

今天的发展学家们提出了“非对称性合作”，即养育者对婴儿的提示做出可靠的回应…跟随婴儿注意力的焦点…率先修复破裂，搭建起更加连贯一致和包容性的互动(Lyons-Ruth, 2003, p. 905)。

新出现的感知、智力和情感潜能会激活阶段-适切的自体客体回应，创造自体-巩固的新水平。这不是一过性的事件：自体在和自体客体之间持续的互动中不断地被塑造、反复地被影响，同时也在挑战着自体客体。对这些持续互动的观察表明，当体验到蕴含在持续不断的“恰到好处的回应“之中的“恰到好处的挫折”时就会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心理结构。于是，一个渐进式发展的最新的形象出现了：一个螺旋式演进的形象，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开放变化的过程；自体总是在转变，总是在变化。Lachmann和Beebe(1992)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发展的转化模型” transformational model of development，因为“在发展的每个阶段的体验都在不断地被重新组织着”。发展的转化模型被婴儿观察者们广泛使用，但并没有得到临床学家们恰当的认可，临床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婴儿最早的体验决定了之后精神病理的发展。

人类婴儿有能力影响和情感性（自体客体）环境的持续关系，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三周大的婴儿，当养育者没有对他的表示做出回应时会有惊讶反应。他的身体会反射性地向后退，尽管是非常细微地，并向母亲做出“好像哪里不对；你怎么了？”的表情。婴儿会持续校准他们的自体客体。Marian(1986)认为“只有在阶段-适切的功能‘真的’不能补足早期自体的资赋时自体的病理学才会生根，包括愤怒和专横傲慢，在生命的这个阶段，都是自我主张和持续的主动性的组成部分”。

随时间的变化的本质是不可预测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环境对发展中的儿童新出现的潜能如何反应。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不再受制于主要养育者，他们能够从环境中的成年人那里“提取”阶段-适切的回应：人类的心理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或许也解释了临床观察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即儿童成长史中被剥夺和被虐待的经历并不必然和人格发展相关；可能会发展出代偿性结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除非防御结构阻碍并严重干扰渐进的发展。

自体心理学被引入精神分析界之后常常会被追问：“既然自体心理学不把驱力看作是推动发展的动力，那么在它看来，是什么在驱动着心理发展的过程呢？是什么推动着发展呢？”考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整个过程是以为自体带来凝聚力和活力的精神结构的获得为方向发展的。

自体障碍和对治疗的提示

每个精神分析理论都构建了一个系统，这意味着理论的所有方面必须是相互联系的：精神病理学理论决定了治疗理论。例如，就精神病理学理论而言，问题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假设症状是基于驱力相关的冲突，还是基于不够稳固的自体结构？如前所述，精神病理学理论也影响着发展理论。那么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假设环境会促发内在的、驱力决定的发展，还是假设环境的反应可以建立结构？而这些假设决定了治疗理论：哪些方法（技术）最有可能逆转基于这些假设形成的病理过程？每一个精神分析理论都有其建构治疗行为的概念化。例如，在组织临床材料时如果使用人格的三重结构和地形模型作为指导，治疗目标就会有诸如“潜意识意识化”和“本我所在，自我即至”这样的表达。随着自体心理学、关系性理论和主体间性理论逐渐成为主流，分析师开始追踪这些假设相应的变化：治疗师-患者关系的本质的变化或者自体凝聚性的变化。

发展理论假设精神病理——排除身体和器质方面的因素——来源于早期发展经历，发展理论对于所有精神分析理论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养育者的回应具有发展性意义，在形成期间偏离常态的发展不仅仅在婴儿身上，而是在特别的婴儿（有他/她的独特性）和在特别的时间回应这个特别的婴儿的养育者的能力之间的“匹配”中；每一个孩子都“创造了”自己的父母。自体心理学和Stern(1985)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偏离正常的发展和“婴儿与养育者的关系的本质而非婴儿自身”有关。对于孩子来说，父母般的自体客体回应在其形成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Ornstein and Ornstein, 1985)。因为这些功能（被确认的需要[“母亲眼中的光芒”]和孩子与理想化的养育者融合的需要）是无声的、微妙的，而且大多是无意识的，所以孩子的困难不能仅仅追溯到明显的或者潜在的创伤事件。孩子需要的自体客体回应的长期缺失构成了“忽视的创伤”。即使没有可识别的、明显的创伤经历，缺乏其需要的回应也可能是儿童精神病理的多种形式的成因：精神懈怠、分离焦虑、强迫行为、恐惧、儿童抑郁——这是他们在努力避免崩解焦虑或者创造一种自体的活力感(Ornstein, 1981)。

养育需要成人形式的共情。当养育者没有达到对自身的需要去中心化并对孩子情感上可用的自体发展水平，他们角色就会发生逆转，孩子就会被用来满足养育者的自体客体需要。养育者的自体障碍可能和其自体凝聚水平有关，也可能和自尊有关。孩子需要养育者的认可和爱，于是他们会发挥他们作为自体客体的功能，维持养育者的活力和自体凝聚力，或者徒劳地试图支撑养育者摇摇欲坠的自尊。这样的孩子于是陷入了困境：他们需要的父母般的爱取决于他们满足养育者需要的能力，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父母般的回应反复失败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之一，是当它和主动的身体或者情感虐待结合在一起时。这样的孩子遭受了双重创伤：忽视造成的创伤和使命造成的创伤。他们反复不断地尝试获得父母的认可却遭到漠视，不得不放任自己听凭命运；他们变得抑郁，退回到自怜中，暗暗地培养着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的自恋暴怒，这之后可能会成为最严重的人格障碍的核心。源于对自恋暴怒的否认的症状性行为会在之后表现出来。在防御性的而非原发的、代偿性的心理结构的帮助下获得自体凝聚力会引发一种负向的螺旋型互动：养育者带着敌意和拒绝回应有症状的孩子。儿童治疗师发现在诊断和治疗计划中运用Kohut和Tolpin关于养育者自体客体功能中心的原初模式非常有帮助，可以强制要求养育者积极地参与到对于有症状的儿童的治疗当中(Ornstein, 2009)。

结语

本文强调了Marian Tolpin对自体发展意义非凡的贡献。本文聚焦于Marian对于最初由Winnicott、Mahler和Spitz定义的自体的两个主要功能的重新概念化：自我安抚的能力和调节焦虑水平的能力。Tolpin的重新定义为通过转变性内化进行的结构形成过程提供了理论解释。这个关于自体发展的复杂的理论让自体心理学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性的精神分析理论。此外，她关于发展的文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儿童精神病理的本质，并为儿童及其养育者的治疗提供了概念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