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自体心理学的新兴范式：一种历史的视角

作者：BarryMagid，医学博士，James Fosshage，心理学博士和Estelle Shane，心理学博士。

翻译：刘斌

摘要

这篇文章阐述了自海因茨·科胡特去世以来，自体心理学一个关键维度的演变，其特征是从一人心理学向两人心理学的转变。第一，这种转变涉及到分析师角色的转变，由受限于仅仅诠释患者内部心理发生的自体客体体验的发展、断裂和修复，转变为分析师充分展现其人之为人的部分；第二，这种转变强调分析师的主体性参与到双向关系的交互中，而不是单向提供所需的功能；最后，这种转变是整体性的取向，把治疗进程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这种在自体心理学中出现的新范式，我们称之为关系自体心理学。我们从历史的角度通过一篇批判性的文章拓展和转化了科胡特早期理论视野并阐述了其演化过程，科胡特早期的理论视野已经包含了真正的主体间和关系模型的种子。我们将这些演化分为四个部分：（一）“共情及超越”，详细描述了科胡特作品中的概念演变及其随后的阐述；（二） “从供给到交互”，描述了这种变化的动向，超越了科胡特本人对理解的关注，阐述了产生恰到好处挫折的那些变化性的力量；（三） “宝贝，你走了很长的路”讨论了婴儿研究，强调面对面的互动和相互调节，从而发展出真正的双向治疗行动的模型；最后（四）“从二元组到多系统”，将自体心理学整合到更广泛的主体间、关系性的、动态的系统和理论背景中。每一部分都包含了相关研讨论文的参考文献，可以为进一步的研学提供一个教学大纲。

编辑的备注

三位资深的同事向我们提供了以下论文，阐明了他们一起合作定义的关系自体心理学的新兴范式。鉴于他们这个研究项目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作为同行进行评审接受了这篇论文，我们决定全文发表这篇很长的论文。我们认为，当我们把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时，能最好的理解它的意义和影响。他们的贡献肯定会引起一些反响、反思和进一步的对话。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发表一系列由该领域的各位主要思想家所撰写的评论。

虽然将自体心理学与海因茨·科胡特的作品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但我们的理论取向，就像弗洛伊德之后的所有精神分析一样，在其创始人去世后继续发生变化和演变。在许多方面，本文旨在讲述科胡特之后的自体心理学故事，回顾那些或多或少追随他脚步的人所作的工作，同时开始微妙地，但又不是特别微妙的发展，并且（或者）改变科胡特之后该领域的方向。这一新方向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称的关系自体心理学，我们希望阐明它与科胡特思想和实践的连续性，以及自科胡特1981年去世以来出现的重要概念和临床创新。

我们试图概述关系自体心理学的演变，因为它是从科胡特的最终构建中发展出来的。我们试图确定我们认为的这一新视角发展的最重要的那些贡献，这一视角的特点是承认分析关系的双向性，以及除了患者的主体性之外，分析师主体性的重要性，将自体心理学从一个人转变为完全是两个人的心理学。

我们将对这些发展的描述分为四节，标题为：（一）共情及超越；（二） 从供给到交互；（三） 宝贝，你走了很长的路；以及（四）从二元组到多系统。我们已经总结了每节我们认为关键性的那些发展摘要，正如我们选取一些文献来呈现表述。这些单独的摘要，就像文章整体一样，是三位合作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我们选取的那些文献而言，我们当然认识到，对某一特定贡献的选取来说，都是在选择那些对理解自体心理学理论观点演化过程的最关键的贡献，但我们认为，选取过程本身不可避免地带点武断，并会引起争论。我们也承认，在对自体心理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进行梳理时，我们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这些对我们如何选择主题也似乎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自体心理学领域继续朝着许多重要的方向发展，许多其他领域的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这里没能囊括他们。最终，我们不得不选择那些在我们看来与关系自体心理学的定义和进展最相关的著作，关系自体心理学被视作自体心理学的一个特殊变体。我们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当然，我们也对不得不遗漏一些有价值的出版物感到遗憾。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容忍我们舍弃了许多不错的部分，并且能够同意我们做出的选择，或者至少认可我们需要作出这种选取。最后，我们希望我们已经为这一阶段的精神分析历史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指南，并为那些希望更深入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人提供一份有用的教学大纲。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把所有这些文献都编纂成一本书卷单独出版，但遗憾的是，在当今的气候下，出版和许可的现实情况阻止了这一愿望的实现。我们希望这份出版物能够适当弥补这种遗憾。

我们以科胡特的最后一篇论文《论共情》（1981年/1991年）作为出发点，该论文于1981年在伯克利举行的第四届自体心理学年会上发表，那是科胡特生命的最后一周。这篇死后发表的论文包含了他对共情的最后表述。科胡特回顾了共情的演变，从他最初的表述为替代性内省，他将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观察模式，到最后，他几乎是不情愿地承认了共情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剂。在这一过程中，他强调，精神分析不仅需要共情沉浸所提供的理解，而且至关重要的是，需要诠释性的解释，将患者主观体验的动力部分和先天遗传基础结合在一起。

在科胡特去世后的十年里，自体心理学家们开始强调他遗产的不同方面，并对其中一些方面提出了挑战。精神分析是被定义于而且也受限于主观性的研究吗？还是精神分析也能对婴儿研究和神经生物学的发现呈现开放性？自体心理学与其经典起源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与更现代的客体关系理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共情沉浸是不是不仅被认为是必要的，而且足以描述自体心理学分析师的临床立场了？还是也有其他相关模式是每个分析都需要的部分呢？如何进一步理解共情的治愈能力并最佳利用这部分，这又与科胡特恰到好处的挫折这一观点有何关联呢？

最终这会是结构上的变化吗？坚持科胡特的自体双极模型，将自体客体移情限定为镜映移情、孪生移情和理想化移情的话，有多少必要呢？与之紧密一致但仍然又完全不同的模型包括动机系统理论（Lichtenberg，Lachmann，&Fosshage，1992，2011）和特异性理论（2011）。这些领域内的分歧已经变得足够多样了，以至于到了1993年，Shane和Shane可能会问，自体心理学到底是一种理论，还是多种理论呢？

Shane和Shane（1993）指出，在自体心理学理论中出现的许多其他变体中，Ernest Wolf（1988）引入了效能概念作为自体体验的核心，在这一概念中，患者体验到了他们对分析师的影响，从而能够通过激发分析师适当的反应来感受到自己的能动性。Wolf引用了Lichtenberg（1983）关于婴儿研究的文章，并注意到婴儿对自己的效能感到愉悦。Wolf认为，这种涌现的能动感与一种涌现出来的自体感平行发生并巩固了自体感。关键是，在这种配置中，被分析者和婴儿一样，不仅仅被视为是分析师共情的被动接受者。Wolf想象婴儿对自己说：“我能引起反应；我可真厉害”（第62页），就像Jessica Benjamin（1988年）在同一时间描绘出这样的图景：婴儿的自体从让妈妈微笑的体验中涌现出来的。关于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能力这种讨论在科胡特的构想中是找不到的，但将成为关系理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或者最终成为关系自体心理学的突出特征。尽管Wolf将效能体验视为“统整性的自体体验的一个重要方面”（第62页），但他没能继续断言效能或影响是所有自体体验的关键方面。Wolf把这种方式只局限于一种独特的自体体验，他的先见之明没能延伸到分析关系中的双向性；因此，分析师的主体性和回应能力的作用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Wolf仍然是在把自体客体指定为一种体验的框架下工作的，而不是依照他自己发现的那个框架，他仍然停留在科胡特的一人心理学中，而不是两人心理学。

Magid和Shane（2018）将其描述为自体客体的重建，也就是说，自体客体的人格重建恰恰需要以下事实，即效能感不仅会引发一种渴望得到的体验，而且还需要分析师的主体性得以确认并参与到移情关系中。回顾起来，我们可能会说，即使是感受到被理解的体验，也不仅仅是患者接收到了分析师的共情和理解；这种体验也是患者的感觉，他使得自己被分析师听到，他通过分析师让其理解并回应了他。

尽管如此，自体心理学最初的重新构建基本上仍然是单向的，其关注的是恰到自然的回应（Bacal，1985），而不是科胡特恰到好处的挫折，关注的是提供（Lindon，1994）而不是节制。真正的双向性和相互性部分需要将婴儿研究的结果整合起来，如本文的第三节“宝贝，你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所示，并如Tronick（1989）、Fonagy和Target（1997）、Beebe和Lachmann（1998）、Lyons Ruth（1998），Sander（2002）和D.Stern（2008）的文献所示，以及这里未包括的其他重要的著作。这项研究展现了母婴互动性是非常复杂的，使我们放弃了这种母亲作为乳房及母乳供给者的比喻，转向了一种围绕相互关系、面对面交互和相互影响的新范式。分析师的主体性在理解共情断裂和修复的次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Slavin&Kriegman，1998）。正如我们在第二节“从供给到交互”中所概述的，分析关系中的调频，就像在母婴关系中一样，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是活现的及非范式的，其修复断裂的能力通常是通过先天程序性和非语言的方式来完成，而不是通过言语来组织和解释的（Lyons Ruth，1999；Sander，2002）。由于这些转变，自体心理学已经发展出一种充分的关系性，以双向性和交互影响为特征的两人心理学。

在我们的第四节，“从二元组到多系统”，James Fosshage（2003）回顾了关系范式出现的复杂历史。从关系理论家如 Mitchell（1988）、Bromberg（1998）和Benjamin（1988）的角度来看，虽然自体心理学有时被认为是最普遍意义上的广义关系，但自体心理学往往是被批评的对象，而不是被引为关系性的先驱。尽管如此，事实上，正如Fosshage（2003）所指出的，“古典自体心理学是早于美国的关系精神分析的，……促成了范式从客观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变，以及从驱力和内部心理理论到关系场理论的转变”（第443页）。

另外，主体间性这个词语似乎存在着理论趋同的地方，该术语的使用反而成了一种陈词滥调，不易于区分关系性的主体间性和动态多系统的主体间性这两个视角。如Ringstrom（2010）所述，关系论者通常认为Benjamin（1990）的主体间性概念反映了一种新能力的发展过程，即“……患者涌现出来的能力，超越了将他人视为全能可控（或控制性）的客体，而意识到他人自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自发主体性。”（第201页）

相反，主体间主义者（即Stolorow、Atwood、Brandchaft和Orange）使用术语“主体间性”来指由两个或多个“不同组织、相互作用的主观世界”（Stolorov、Brandchaft和Atwood，1987年，第132页）交叉形成的关系域，所有人类的体验都发生在其中。同时，科胡特的内聚性自体概念受到了多重自体状态的关系理论（例如，Bromberg，1998；Mitchell，1993）以及Stolorow（1997）、Coburn（2002）、Stern（2002b）和Shane（2006）所概述的动态系统理论家们的压力。用Stern的话说，

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家们认为，他们放弃了以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和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为代表的线性的、等级的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转而支持一种更加分散的、开放的和“水平维度”的模型，这个模型中，人们认为主体性的体验是不断流动的状态，这种流动状态是在人类关系性体验中的各种非连续自我状态之间进行切换。（第694页）

这些理论构建在多大程度能够超越科胡特最初的贡献呢，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要求我们在不断创新变化的体验和勇于承认历史每步的连续性之间取得平衡，正是这些连续的步骤将我们带到了今天的位置。“关系自体心理学”做出的一系列理论尝试，企图涵盖自科胡特去世以来理论视角的重大变化，并充分理解科胡特继续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核心见解。

第一节：共情和超越

尽管弗洛伊德（1915/1957）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感知是受主观条件制约的，与所感知的东西并非完全相同”（第171页），但他的观察和理论被嵌入了当时的实证主义科学中，实证科学的假设是分析师的客观性和患者对现实的移情扭曲。与患者及其观点的准确性相比，实证科学认为分析师对分析中的遭遇具有客观的视角，这也有效地提高了分析师及其观点的准确性。

后来，海森堡（1927/1983）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及隐喻价值，结合皮亚杰（1954）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如何影响其感知，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感知是如何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这种感知的相对性逐渐推动了认识论范式的巨大变化，使其从实证主义科学转向相对论科学，从客观主义转向建构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科胡特（1982）描述了：“我……从小就熟知我们对现实感知是有相对性的，塑造我们观察和解释的那些有序的概念框架也是相对的”（第400页）。他认识到“客观现实在原则上是不可企及的”（第400页）。后来，他断言“被观察的领域必然包括观察者”（Kohut，1984年，第41页）。Kohut（1982）将其称为“一种新的客观性，即包括主观性的科学客观性”（第400页）。

科胡特问道，在这些新的条件下，分析中的遭遇现在涉及到两个主观性，哪一个都不是“客观的”，我们如何能最佳地理解和评估患者和患者的主观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胡特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论，选择共情和替代性内省作为分析师进入和理解患者心理体验的主要工具。

科胡特关于共情的第一篇论文《内省、共情与精神分析：检视观察模型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1959年发表，其中科胡特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了内省和共情是每个心理观察的基本组成部分：

我们看到一个身高非常高的人。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同寻常的体型是心理评估的一个重要事实，没有内省和共情，那么他的体型仅仅是一种生理特征。只有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我们通过替代性觉察，开始感觉到他不同寻常的体型，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体型，从而复苏了我们过去不同寻常或引人注目的内心体验时，我们才开始领会到不同寻常的体型对这个人可能具有的意义，然后我们才观察到一个心理事实。（第461页）

Kohut（1977）认为，“共情式的观察模型”是进入患者心理世界的关键，他将这种共情观察方式指定为“精神分析领域的定义者”（第302-305页）。他认识到相对性和主观性构成了任何感知的基础，由此科胡特提出了一种新的精神分析认识论。

虽然共情沉浸，即共情模式的临床应用，确实需要更多地使用分析师的主观性，至少与客观主义经典模型相比是这样，但科胡特对于分析师主观性使用的概念化仍然是受到局限的。这是由于科胡特对患者主观性的重视，他觉得分析师需要将自己的主观性放在一边，以达到自体心理学家所需的共情倾听的立场。

Stolorow等人（1987年）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完全从患者的角度倾听是不可能的，分析师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主观性中，即使他试图从患者的视角倾听。为了阐明这一点，Stolorow等人重新命名了Kohut的共情沉浸概念，称之为共情探究。无论我们继续按照科胡特的表述，从共情沉浸的角度来思考，还是被Stolorow及其同僚的论点所说服，从共情探究的角度思考，许多自体心理学家今天仍然强调这种共情倾听立场的独特用法。

科胡特的新认识论及其临床应用成为了自体心理学对精神分析的核心贡献。Stolorow、Brandchaft和Atwood后来对主体间性理论的贡献——即患者和分析师之间持续的交互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两种主体性的重要性。因此，主体间性成为关系场理论和关系自体心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航标灯。

此外，正如科胡特的第一本书《自体的分析》中所描述的，科胡特（1971）阐明了他的发现，自恋患者利用他的分析师来提供自体发展及维持所需要的某些固有功能（自体心理学术语）。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患者与分析师的联结所提供的自体客体体验。科胡特最终提出了三个核心的自体需要，以及相应的三个必要的自体客体体验：即镜映体验、理想化体验和密友体验，这些体验从童年起对自体的最佳发展和维持至关重要。科胡特自己的理论从自我心理学/内部心灵的角度逐渐浮现出来，只是这个角度最初阻碍了他的自体/自体客体基质概念成为充分的关系模型，而他的概念实际上已内嵌充分的关系模型。科胡特最初认为，自体客体移情的方式是起源学的，即几乎完全是病人产生的，类似于移情，分析师提供了所需的自体客体功能。当时，分析师的唯一贡献仍然是坐下来，让自体客体移情展开，然后诠释和促进这种移情体验来促成产生洞见。科胡特把几乎所有二元组的作用都归因于患者，这是不经意间延续了内部心灵的观点，一人心理学严重限制了人们识别分析师在分析中的作用和贡献。

从近距离的、过程层面来观察，Thelen和Smith（1994）告诉我们，发展是非线性的，时断时续，是渐进的和回归的。这种非线性也适用于新理论的演化发展，这在自体心理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尽管该理论有更基础的关系性的结构，即自体/自体客体基质，但要使其成为一个充分的关系模型，仍然需要进行变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Greenberg和Mitchell（1983）认为自体心理学是一种“混合模型理论”，即驱力结构模型和关系结构模型之间的混合。

在科胡特的第二卷《自体的重建》（1977年）中，他不再只写自恋障碍的精神分析治疗，因为他发展了一个更全面、更复杂的理论，即自体的心理学，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且适用于所有患者的相应技术理论。在一项关键的临床发现中，科胡特意识到，分析师不能变成“一台心理编程的计算机，它的活动只限于给出正确及精确的诠释”（第252页），来创造所需的自体体验。正相反，“分析师的反应需要其人格深层的参与”（第252页），以便使其能充分响应，与患者共同创造所需的自体客体体验。认识到分析双方共同创造了促进成长所需的自体客体体验是一种关系模型；分析师和患者都被视为共同贡献及交互作用的参与者。这样的关系模型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认识到分析性参于及回应在促进患者成长方面具有潜在的无限可能。

科胡特（1977）提出了一个问题：分析师必须具备多大的回应性呢？他得出结论，分析师的回应基于其对患者的共情理解，他称之为“共情性回应”（第253页）。科胡特没有完全依赖于诠释和洞见，而是认识到分析双方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创造的变革中至关重要，这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关系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Mitchell，1988；Stolorow等人，1987）。

后来，许多作者更新了自体客体概念，将其指代为关系的自体增强维度（Magid&Shane，2018；Stolorow等人，1987）和其他有助于生命活力的体验（例如，锻炼、音乐）（Lichtenberg，1991）。

在自体心理学方面，曾在伦敦受训的 Bacal（1985）进一步描绘了一种新的技术模型。他认为，与经典模型中婴儿受挫是必要的这种理论相反，在自体心理学中，分析师需要“恰到自然的反应”，以促进自体的发展和维持。恰到自然的回应抓住了自体心理学的关注点：自体的发展和维持。Fosshage（1997）将同样的现象定义为促进性回应。

然而，理论和实践的变革需要时间、需要探索和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在古典精神分析中，以洞见为目的的诠释是精神分析干预的唯一神圣形式，共情回应与古典技术有很大的不同。经典理论强调诠释和洞见，科胡特从这种内部心理模型中发展出来，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精神分析治愈之道》中，科胡特（1984）断言，患者可以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学习到“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可以获得共情性共鸣的持续回声”（第78页）。他预料到，“一些持反对立场的批评家”会批评他是赞同“矫正性情感体验”的治疗效果，科胡特反驳道，“我只能回答：‘那就这样吧’”（第78页）。自体心理学家逐渐认识到治愈性关系的重要性，Bacal和Carlton（2011年）讨论了分析师/患者交互的特殊性。此时，科胡特得出结论，改变本身并不发生在认知领域本身，而是通过修复破裂/修复周期而发生的，而且，改变是通过持续的自体/自体客体体验而发生的。

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种植根于皮亚杰认知理论和研究的，新的移情模型在整个精神分析领域出现（Hoffman，1983；Stolorow和Lachmann，1985；Wachtel，1980），移情的组织模型（Fosshage，1994）。移情是指一个人组织体验世界的基本原则或模式。组织模型可以表达重复性/冲突性或者希望体验到的自体客体体验（Stolorow等人，1987）。认识到组织模式在不同的关系领域中可能会被激活，我们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传统理论聚焦在单一的分析关系，我们将潜在的所有关系体验纳入到分析性的审视中（Fosshage，1994）。

正如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演变中发生的那样，自体心理学意识到，在分析情境和一般生活中，存在着比以往更为鲜明的复杂性。两个新的理论方向正在涌现。首先，虽然共情倾听模型仍然是核心所在，但我们构建了更多的倾听视角，让我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关系组织，这就是Fosshage（1995、1997、2011）称之为以他者为中心的视角和以分析师自身为中心的视角。以他者为中心是指患者如何通过人际或交互方式来影响分析师，从而以他者关系的交互模式向分析师呈现自己。以分析师自身为中心的视角是用来帮助患者觉察到分析师的体验。特别是当患者询问分析师的想法或感受时，这种觉察就会被调用，经常会为分析提供重要的信息来理解特定的互动。

此外，关联的不同维度也被概念化了。首先，存在自体客体关联性，其中患者体验的自体客体维度处于前景，共情倾听的视角是精髓。第二，存在主体间关联（Benjamin，1988年，1995年；Fosshage，1997年；Stern，1985年），其中我—他体验的维度处于前景，而分析师使用他者为中心的倾听视角被认为是最有效的。Shane、Shane和Gales（1998）使用了不同但相应的术语来讨论这两种关联模式。这些作者将自体客体维度称为关系体验中的“自体转化”维度，将主体间性关联称为关系中（与他者）亲密的“人际共享”维度。

本节描述了自体心理学模型的主要变化及其补充，从科胡特的《论共情与超越》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关系范式。目前关系自体心理学极大的拓展和深化了分析关系内外的多种关系领域。

第二节：从供给到交互

科胡特（1981年/1991年）在第四次自体心理学会议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将这个演讲转录逐字稿并出版了《论共情》一文。在演讲中，科胡特澄清并从根本上扩展了他关于共情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他发展自体心理学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科胡特首先将共情描述为一个观察的有利点，一种实现他所谓的替代性内省的方法。但是科胡特似乎也不情愿地承认，共情本身就有治愈作用。并且人们经常忽略，在科胡特的最后一次演讲中，他还质疑了那些他认为是讽刺他分析取向的人，那些自体心理学的追随者坚持在共情中以及共情本身就足以治愈。科胡特在演讲中喊道：“他们声称共情可以治愈。他们声称，一个人只要对患者‘共情’，患者就会好起来。我压根就不相信！”（第527页）。科胡特坚持认为，共情作为一种倾听和理解的方式只是第一步，精神分析也需要诠释。他这样说，

我认为，我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可以通过在诠释层面上的诠释——干预来治愈；不是通过所谓的“理解”，不是通过重复和确认患者的感受和所说的话，这些只是第一步；但随后（分析师必须）继续前进并给出诠释。在分析中，诠释意味着用起源学的、动力学及心理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第532页）

然而同时，科胡特拓展了他对共情的定义，他也扩大了我们对于诠释的理解。科胡特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小男孩第一次冒险离开了母亲凝视目光的保护，他进行了如下描述：

一种底层形式的共情，是一种靠近身体的共情形式，往往通过抱持、接触和发出气味来表现，此例是仅仅表现在面部表情上，也许以后会用言语来表达“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的孩子。”（第533页）

因而，诠释被扩展到了解释之外，包括心理动力学上的知情行动和回应，他以前称之为“共情回应”（Kohut，1977年，第253页）。用科胡特（1977）的话来说，“内省和共情应该被视为恰当行动的信使”（第530页）。在本节涉及的那些文献中，理解、解释和恰当行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此外，“恰当的行动”不仅包括分析师意识层面确定的干预，而且越来越多地包括分析师主体性的自发表达。因此，在这一部分讨论中，我们追溯分析性供给的运动轨迹，它超越了经典的共情理解和诠释，而进入到了一个不断扩展的“恰当行动”的谱系，然后进入了交互关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分析师的主观性及其对患者的回应本身就被视为治疗性转变的整体动因。

科胡特坚持认为“只有共情”不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共情失败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分析过程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分析师对共情失败的承认和修复，然后，随着这种承认，最终产生转变性的部分就会出现：分析师对患者潜在发展需要的诠释性理解，以及分析师对共情失败方式的诠释性理解，共情的失败重现了患者早年未能得到满足的创伤性体验。

然而，如果治疗通常是通过对患者的即时体验进行微观分析来进行的话，Brandchaft和Stolorow（1984）提供了一种分析师参与的宏观分析，以及克莱因学派客体关系理论（对这些作者来说，Otto Kernberg的构建就是典型例证）的影响，该理论将“发展的必要性视为一种病理性防御”（第342页）。在Brandchaft和Stolow的观点中，当发展需求在分析中受挫时（例如，理想化自体客体发展需求的受挫），这些需要被诠释为对原始攻击性的防御，患者感到受伤、愤怒和被误解，因而自体失去稳定性，开始呈现出更多碎片化的自体崩解产物，这些产物就包括了被描述为边缘患者的所有症状，因而不能形成稳定的、可分析的自恋移情。从后一种诊断视角来看，据说患者会防御性地使用投射性认同作为一种手段，将他们自己无法忍受的原始攻击性从自己身上驱逐出去，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这就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分裂”的现象（第334页），在这种现象中，自体和客体被交替地体验为全好或者全坏。然而，根据Brandchaft和Stolow的说法，整个场景并不是患者内在心理缺陷的结果，而是由分析师医源性的共情失调引起的，分析师是在特定理论的掌控下运作的，在这一立场下，这种共情失调破坏了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移情。此外，Brandchaft和Stolorow解释说，

如果分析师，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无法或不愿意意识到自己对患者产生的实际影响，或者如果他确信自己是以患者最终最佳利益为中心而将这种影响最小化，那么就会更加危险了…。这些解释在形式上确立了分析师的善意和正确性，然而促成(实际上是要求)以牺牲(患者)自体为代价（第341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致力于自己内在善良愿景的分析师，就必须将任何负面结果归因于患者内在的坏性（比如原始攻击性和摧毁分析及分析师的需要），这似乎展示出了其边缘患者采取的投射性认同的所有特征。

但是，除了对某一特定分析理论进行批评之外，Brandchaft和Stolorow继续描述了分析师的主体性的影响，——不仅仅是分析师的理论——对治疗的影响。在描述陷入僵局的Caroline案例时，他们说道，

很明显，长时间以来，她很失望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她觉得分析师也对她失望了，她也觉得分析师也认为他们两人都是失败者……分析师不能再继续坚持认为她对分析师的看法都是投射。（第349页）

分析师最终承认了自己真实的失望情绪（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情绪是由患者的投射性认同引起的），这就是治疗的转折点。这种承认远远超出了简单地承认共情失败，开启了一个新的觉察层次，即分析师的主体性对患者的影响。

JohnLindon（1994）也展示了这种新的理论视角，他根据Kohut的理论重新审视了分析中立的基本概念。这引导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立场，即“最佳供给……定义为通过满足一种动机性的发展渴望，这是有助于揭示、启发和改变患者主观体验的任何形式的供给”（第559页）。满足并非一定是分析的障碍需要避免，满足可以看作是患者被共情性理解的内在体验维度。通过努力为患者提供任何有助于患者发展需要的东西，Lindon用“任何东西”扩展了分析关系的边界。虽然Lindon明确反对经典中立的概念在临床上否定了分析师的主体性，但他也含蓄地提出了重构分析框架的论点，显然他的重构只是保留了保护患者免受外界干扰的意义。因此，分析师“通过不允许外部侵入，如电话、门和其他人打扰，来提供他“全神贯注的注意力。分析师也不会让患者负担自己的需要”（第554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续的作者们，如Slavin和Kriegman（1998），会争论说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避免让患者背负我们自己的需要，更不用说想象不可分割的注意力会存在，Lindon试图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分析师应该尝试为患者提供任何必要的服务，包括提供额外的会谈、延长的会谈和额外的分析性机会。对Lindon来说，将患者限制在传统的分析时段内就是：“限制”，是对患者隐瞒本来可以和应该提供的东西。这种限制缺乏分析框架作为一个抱持性容器的意义，其边界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规律的、可靠的、可预期情感调节工具。Lindon的案例报告证明了他有时英雄般付出努力的有效性，有一个例子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新的立场方向，即使是场意外。有一次，他的病人要求每天早上7点进行咨询时，Lindon回答说，尽管这个愿望挺合理的，而且也有可能其他分析师能够做到，但他自己就是无法做到。他说患者对这个表态的回应是正向的。虽然在他的理论参考框架内，这可能被解释为这是承认共情失败，但我们将其视为分析师向患者展露了他自己的主体性、需要和局限性。分析师不是仅仅简单的承认供给是有局限的。分析师也有个人需要和感受。通过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和需要，他可能会让患者这么承认自己的时候也不那么羞耻了。因此，我们认为，这种交换可以看作“不能承认”从供给到交互的转变。

虽然Lindon想当然的认为，从他共情调频的优势位置来看，他可以辨别出患者紧急需求的本质，但Steven Stern（1994）在更广泛、更深层的概念层面上，探讨了患者如何将其无意识需要告知分析师。Stern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大致分为两种范式；范式一强调移情的重复性本质；范式二正如科胡特所做的那样，强调了对新体验的渴望，这些新体验能满足迄今为止未得到回应的需要。Stern希望扩大投射性认同的含义，使其成为一种总体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移情的重复性和新的发展性方面都会从分析师那里引发相应的反应。Stern这么说，

伴随着这两种类型的移情，存在两种形式的投射性认同（以及相关的反移情）一直在发生：（1）标准形式，在其中患者在治疗师中唤起与患者自体或客体表征相对应的短暂认同，这些表征源自于早期的病理关系；以及（2）一种机制，患者通过这种机制主动寻求从治疗师那里引发所需的共情回应或渴望治疗师成为新客体提供心理功能。因此，继续讨论我的临床案例，我的患者无意识地迫使我重新活现拒绝她需要及冲动的创伤，并超越这种诱惑，对她做出更热情、更接纳的回应。（第321页）

在这里，投射性认同在其最广泛的定义中，是允许患者从分析师那里引发过去关系中缺失的东西。Stern的模型对移情的需要和移情的重复性要素给予了同等的重视，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向分析师投射一个幻想，比如说，一个慈爱的父母，而是在分析师身上激发出真正渴望的感觉。因此，投射性认同是一种转化机制，它以与所需的移情维度相对应的方式转化了分析师的主体性。我们看作从供给到交互性的一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否同意将这一过程归因于投射性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到，在分析师身上引发真实的情感是对分析师主体性的重要拓展，超越了共情调频。对于那些与Brandchaft和Stolorow（1984）一样不喜欢投射性认同这一概念的自体心理学家来说，有趣的是，注意到Stern引用关系理论家Stephen Mitchell的话，他提出了另一可选视角展现了新体验是如何从分析遭遇中涌现出来的。Mitchell（1988），是来自于人际主义的背景，这使得他最初不能接受那些可能使患者“婴儿化”（第327页）的发展理论，他认为“治疗性互动最终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遭遇，在这种遭遇中，分析师促进真实沟通的努力使得患者能够'跳出'陈旧的、受限的关系模式”（第333页）。与Stern相反，Mitchell所提供的是一幅分析师自发的、真实的回应画面，这种回应不依赖于投射性认同或其他无意识的心理机制。对于更倾向于发展理论的人来说，有人可能会说，“母亲眼中的闪光”般的回应对于人类的意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引发它不需要任何诠释，比如用无意识层面发生的投射性认同来解释。归根结底，这可能是两种观点的一种对比，一种认为在分析中存在“真实”关系和真实交互反应的人，另外一种理论上倾向于从潜在的移情/反移情基础来看待每个关系。

Slavin和Kriegman（1998）在温尼科特的“客观反移情”概念（第249页）的基础上，在分析关系中看到了真实的、内在的利益冲突，这与母亲和婴儿的关系相似。客观反移情是指：

治疗师对患者感觉到的那些方面，不是来自治疗师的病理，也不是来自患者的病理，甚至也不是来自治疗师特定的性格和风格，这种特定性格和风格因与病人特定的性格和风格相互作用而产生……相反，所谓的客观反移情似乎只是属于感觉层面的，通常是恐惧和仇恨，与爱共存。温尼科特认为，恐惧和仇恨是人类关系的核心，这似乎源自我们所看到的“心灵潜流”，它在任何两个试图亲密互动的个体之间运作。（第249页）

在临床上，他们认为（客观反移情）这一背景现实非常真实的限制了分析师实施共情沉浸，也限制了分析师抛开自己的利益提供“全神贯注注意力”的能力，正如Lindon所说。这不仅仅是以传统方式承认和修复一系列的共情失败。相反，分析师和患者需要理解并接受他们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需求。因此，此处描述一个患者的工作案例，这位患者表示担心分析师生了孩子会转移她迫切需要的注意力，分析师发现，仅仅从患者的角度来共情的处理这种恐惧是令人沮丧的，也是徒劳的。相反

分析师发现自己需要承认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在事实，即（患者）的“移情性焦虑”最终让分析师明白了这一点：当然了，分析师的生命能量现在和将来都会被自己亲生的孩子所吸收，而其与孩子的关系的确代表着一种不同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更加强大的方式——对比他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师承认并讨论了这些现实的冲突，包括他自己承认也清晰的表达了他自己的挣扎。[患者]似乎在这些讨论中体验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正如她所说，她开始重新感到“真实”；她不再觉得她的治疗师“消失了”。（Slavin&Kriegman，1998年，第255页）

正如Lindon（1994）所描述的那样，他承认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早上7点有规律的咨询，这里发生的转变不仅仅是对共情失败的承认，而是一种新层面的交互性，在这种交互性中，分析师的主体性一旦揭示出来，就为患者与分析师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更“真实”的联系。

人们也认为Karlin Lyons Ruth（1999）和波士顿变化进程研究小组（Boston Process of Change Group）的工作为真实的关系赋予了新的意义维度。Ruth总结了他们的立场如下：（a）我们的大部分关系体验都是以一种隐性的程序性或无意识生成的形式表现的，尽管未必一定是动力无意识的；（b）在发展和精神分析方面，越来越多地整合和阐明新生成的“在一起的那些程序”，破坏了现有生成组织的稳定性，并成为了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c）通过参与到更加连续性和协作性的主体间互动形式，生成的那些程序就变得更加明确和整合。换句话说，在无意识生成程序的层面上，“媒介就是信息”（第578页）。

这种取向使我们远离了精神分析传统上对内部冲突和幻想的强调，转向了一种隐含的情感调节的关系性程序模型：

通常既没有意识，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没有动力意义上的压抑。它们不能被还原为不可接受的驱力或者冲动，在幻想中也没有它们的起源或本质……[因此]使无意识变成意识并不能充分描述内在发展或精神分析的变化。（Lyons Ruth，1999年，第589页）

童年时期的发展过程（以及精神分析中的变化）被视为“连续的“或“开放的”对话的产物，[这种对话]的特点不是父母的“开放性”，即父母不受监督的随意自我表露，而是父母对孩子的心智状态的“开放性”，包括向孩子开放以整体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样孩子特定的情感或动机状态（愤怒、激情、苦恼）就不会被排除在主体间的分享和调节之外。”（第583页）

在分析中，就像在养育子女中一样，正是分析师主体性（而不仅仅是她的理论立场或技术）更充分的参与，导致并促成了这种公开对话。在这里，交互性既是变革的目标，也是变革的机制；双方在对话中对自己和对方的情感状态保持开放的态度。

这一立场似乎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与科胡特（1959年）的坚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即共情和理解是不够的，解释——诠释才是精神分析的关键要素。科胡特的追随者，如Shelley Doctors（2009），通过大幅的拓展诠释的定义，解决了这一矛盾。因此，她写道：“所有阐明意义的努力都适合称之为“诠释性”（第461页），而不仅仅是狭隘地符合了传统的那些努力，如努力理解和诠释患者的体验。此外，她说，“任何获得的洞见都与这种洞见产生的情感纽带密不可分”（第451页）。“情感纽带”不再仅仅是指为了产生洞见，必须具备的某种积极的移情关系。相反，某种类型的情感纽带的建立是诠释工作的效果和衡量标准。分析师不仅传达出他对患者的理解，而且患者感觉到被理解，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新的关系配置。事实上，正如Lyons Ruth所描述的那样，分析师传达理解的方式可能是非语言的和程序性的，但我们现在也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点：参与和回应的前后节奏是与诠释是密不可分的。正如Lyons jmRuth所宣称的，媒介已经成为信息。

第三节：宝贝，你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由于多种原因，这一部分从Jessica Benjamin（1988）那里借这个标题似乎是挺合适的，而Jessica Benjamin是从一个旧的维吉尼亚瘦身广告中借来了这个标题。首先，它概括了关系理论中出现的两个基本转变，这两个转变与本文所记载的自体心理学中的转变是平行关系。这些转变以母婴关系的重新概念化为中心，不仅包括我们是如何看待婴儿发展的，还包括对母亲主体性的新强调，将我们从单向的供给，无论是提供母乳还是提供镜映，带入到双向性和相互性的领域。

本节中提到的母婴互动研究说明了自体心理学和关系理论之间的一种趋同演化，揭示了这两种范式共享的共同基础，最终促进了它们对关系自体心理学的渗透。这些研究用一种新的面对面的互动取代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形象，即一个婴儿从出生之初就具有社会性和反应性，不仅仅是母亲行为的接受者，也是发起者。这对成年人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在分析交互性的含义和局限方面存在争议，也在分析关系固有的不对称责任方面存在争议。

最初由科胡特构建的自体心理学，其核心是一个发展的隐喻，即儿童未满足的对共情调频的需要，在移情的过程中重新激活，出现并展开迄今为止受挫的镜映、孪生和理想化需要的挣扎。但科胡特的“婴儿”是一个隐喻性的婴儿，不是从婴儿观察中推衍出来的，而是从他咨询室中出现的移情配置中推断出来的。科胡特坚持认为，精神分析是对主观性的科学研究，而移情本身就是让分析师回顾时间的工具，就像一位天文学家观察很久以前从恒星发出的光，就能够见证我们银河系的发展历史一样。

科胡特的隐喻婴儿，以及他实际的成年患者，主要是这种关系的接受者，而不是参与者，关键在于所接受的东西是否存在、缺失或者质量如何的问题。供给的单向性是科胡特的一人心理学所固有的，在这种心理学中，自体客体被概念化为患者的体验，而不考虑引发这种体验的分析师的人格。“自体客体”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是描述一段体验的，而对比使用它作为名词是，是描述一个人的，这个区别科胡特本人并不总是认真的进行维护。但对于Kohut（1984）来说，这是一种“无害且可以原谅的”困惑，因为它指的是“自体-自体客体关系”，实际上“并不是物理现实的一部分，而是心理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内省和共情来观察”（第50页）。然而，最终，这种语法上的区别将成为从一人心理学转变到到二人心理学的标志。

科胡特婴儿与温尼科特婴儿形成了鲜明对比，温尼科特婴儿对JessicaBenjamin（1988年）产生影响并发展了她自己的关系范式，通常与Stephen·Mitchell（1988）概念化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Mitchell来自人际主义的视角，他对把成人的依恋需求定性为婴儿化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在随后的几年里，Michell（2000）开始接受发展理论的视角，但他是通过以Loewald为中心而不是Winnicott为中心的分析谱系来进行追溯。

对温尼科特（1971年）和Benjamin来说，母亲“从攻击破坏性下存活”恰恰意味着她从婴儿的内心全能幻想中涌现出来，进入到一个独立人格的外部世界。温尼科特“对客体的使用”要求“客观地”感知对方，具有自主性，属于共享现实”（第105页）。与此同时，本文引用的母婴互动研究最初受到了Frank Lachmann等自体心理学家的欢迎，他与婴儿研究员Beatrice Beebe合作，讲研究视为对科胡特镜映需要表述的一种证实。这些研究开始对自体心理学理论产生压力，使其从一人模型发展成为真正的两人心理学。实际上，这些研究成为后科胡特主义关系自体心理学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本杰明的关系重组不仅强调了母亲给婴儿的东西，还强调了母亲给予婴儿的这种感觉，以及母亲如何提供镜映是取决于婴儿反馈母亲时的交互反应，理想情况下，这将创造一个相互识别、自我调节和互动调节的反馈循环。这一循环中不可避免存在断裂，以及或多或少成功的努力来修复和重建互动关系，这与科胡特强调识别、承认和修复共情失败的做法非常相似。此外，婴儿研究开始对各种破坏和修复进行更为详细和多维度的描述，而不是更一般的使用总括术语“共情失败”。例如，Fonagy和Target（1997）在他们对母亲标记的描述中，指出了母亲对婴儿痛苦的认知差异是如何缓解或加剧混乱的。作者们注意到，安抚型的母亲不仅镜映了婴儿的痛苦，而且标记了她的回应；也就是说，她用一种复杂的重新构建的反思回应了这种痛苦。理想情况下，她通过“标记镜映”（第683页）向婴儿展示了一种不焦虑的、戏谑而夸张地模仿婴儿的痛苦，表明她完全理解婴儿所受的痛苦，但也很重要的是，这也传达了她的信心，即她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结果会是有益的。相比之下，非常焦虑、无法调频的母亲可能会被婴儿的痛苦湮没，要么用自己大量的焦虑来回应，使婴儿的痛苦加剧，要么完全退缩，让婴儿独自承受痛苦。

尽管一些人（Orange，2008年，2010年）最初担心交互性的临床意义，担心这就意味着一种对称的要求，就是患者要向分析师提供认可，但对母婴互动的研究揭示了不对称责任如何在相互参与和影响的系统中共存的（Beebe&Lachmann，1998年）。事实上，这些研究的主旨是证明双向性为母亲提供了再次确认的部分，不仅她的干预措施是有效的，而且可以对其进行微调，使他们，母亲和婴儿，可以“相互调节他们的互动……积极的发展可能与那些协调的互动有关，其特征是频繁弥补互动中的错误”（Tronick，1989，第112页）。婴儿不会因为需要向母亲传达她的需要和情感状态而感到负担；相反，婴儿自己的自体感和能动性正是通过能够传达自己的需求并对母亲产生影响而发展起来的（Benjamin，2010）。同样地，这并不是说，成年患者与一位共情又全能的分析师相处会更好，共情又全能的分析师能直觉地预测患者的每一个需求而不用患者传达，这种分析师的人格会被削弱到只剩下患者觉得不起眼的那些滋养的品质。这让人回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笑话：一位母亲带着她成年的儿子坐着轮椅到处走。当一位朋友评论说她的儿子不能走路真是太遗憾了，她回答说：“哦，他会走路。但谢天谢地，他不必走路！”当然，这是对供给的讽刺。传统的自体心理学家会将镜映视为“母亲眼中的闪光”，鼓励孩子新能力的出现。但关系的转向告诉我们，通过单向提供镜映来鼓励产生新能力的想法需要通过在与另一个主体互动的熔炉中，共同创造这些能力来进行增强。

婴儿研究一次又一次地将我们从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单向供给模式（婴儿在乳房中）引向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画面，即通过互动实现自我调节和相互调节。当 Sander（2002年）和Tronick、Beebe和Stern一样，在一个概念空间内进行工作，这个空间部分是由自体心理学从经典立场中提炼出来的，他将“连续性”或“整体性”描述为“在个人有机体层面和有机体生命支持的生态系统中实现调节”（第12页）时，一个有自体心理头脑的读者很可能会在一个稳定的自体——自体客体基质中听到内聚性自体的回声。然而，对于Sander来说，这不是通过简单地提供所需的镜映或共情调频来实现的，而是作为母婴“契合的”复杂舞蹈的高潮，围绕“稳定的重现模式”组织“满足婴儿的期待”（第13页）。结合Sander的贡献，Beebe和Lachmann（1998）观察到：

自我调节和交互调节是同时发生的也是相互关联的进程，每一个进程都会影响另一个进程的成功。这些自我调节和互动调节的过程是同步的、互补的，并且处于动态的最优平衡中，具有前后移动的灵活性。自我调节和交互调节的整合将个体与二元组联系起来，并为二元系统提供了一个定义。尽管这一理论现在已经论述的比较清晰，但是无论是婴儿研究还是精神分析都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这一理论的影响。（第483页）

这些影响近而定义了波士顿进程研究小组的工作，该小组包括Sander、Tronick和Daniel Stern，以及（主要作者）Karlin Lyons Ruth。该小组的重点正是“真实关系”的方方面面，真实关系允许出现“相遇时刻”，这些相遇与算成是按规定供给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同的。正如Daniel Stern（2008）遗憾地总结的那样，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拖着踢腿和尖叫着，意识到心理治疗真正有效的是治疗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工作原理。我们都对这个现实感到震惊，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年时间和金钱学习一种特定的技术和理论，而我们所学到的只是建立关系的工具或跳板，关系才是真正的工作发生的地方，这让我们非常沮丧。但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一种技术，没有理论我们就没有技术。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表现得好像我们知道在一节治疗小节中我们在做什么，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关系。当然，这种关系不是对称的，但我们不必自欺地认为，技术是实现大多数成果的关键。（第184页）

接触到这些自我调节和互动调节的双向模型，为自体心理学提供了扩展自身边界的机会，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与一系列关系理论进行了新的富有成效的互动，其产物我们现在称之为关系自体心理学。

第四节：从二元组到多系统

当HeinzKohut首次介绍他的自体新理论、其理论发展、发病机制和修复理论时，他设想了一种由患者和分析师组成的治疗情境，在这种关系中，分析师不是作为一个完整存在的人出现，而是作为发展、修复和维护患者自体的功能。科胡特概念化的并不是真正的二元组，而是更像科胡特自己所说的一个半人（个人交流）。本节中追溯的理论和技术的进步，从二元组到多系统，走向了Stolorow（1997）戏谑地称为既不是“一人心理学也不是两人心理学”，而是“无人”心理学。Stolorow断言，以前的术语“过时了”，

因为个体（在治疗中）和他或者她的内在精神世界作为一个子系统被包括在更具包容性的主体间超级系统中……这是一种无人心理学，它关注的是内在体验世界和主体间领域是如何相互构成的。（第338-339页）

在进一步进入本节之前，我们将描述什么是动态系统，以及为什么动态系统的概念化对于精神分析的发展理论，如关系自体心理学，至关重要。然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动态系统理论的抽象程度与我们的临床理论不同，但这也是我们的主要观点，它为临床理论奠定了一个新的、非线性的、非本质主义的对于临床干预影响的理解。相比之下，临床干预所依据的抽象或解释水平不可避免地应当基于患者被理解和依恋的主观感受，从而临床形成了不同的、较低层次的抽象和解释。

通过这个一般性陈述，我们可以开始更具体地表述动态系统理论的含义。动态系统理论最初起源于物理、化学和数学等多种学科，研究自然界中复杂动力学的生物学研究人员采用这一理论，重要的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在20世纪末的发展心理学中得到了应用（Thelen&Smith，1994）。其主要前提是，发育中的婴儿和儿童可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多种内部和外部影响不断相互作用（Smith&Thelen，2003）。在这个模型中，没有任何特定因素，如生物成熟度被视为是发展变化的唯一原因。相反，发展被视为自组织的一种功能，在这种功能中，新的结构形成，早期的结构通过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持续互动而消解。没有更高层次的组织原则，尽管出现的结构似乎遵循这些原则。此外，在自组织中，系统内部没有自我或及其代理进行组织，也没有预先存在的发展蓝图。最后，正如Thelen和Smith（1994）所解释的那样，“这些涌现的组织与构成系统的要素完全不同，模式不能仅仅从单个要素的特征来进行预测”（第54页）。

动态系统理论研究的是变化和发展的进程，而不是发展成果本身。就动态系统而言，没有发展的终点（Thelen、Ulrich和Wolff，1991）。相反，发展被概念化为一个复杂系统内的持续变化的，涉及不同层次和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如前所述，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即自组织，具有这样的信念，即模式化的行为是由系统的多个元素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这些模式不是预先指定的，而是根据任务的具体情况、背景和设置、要素的适应能力以及个人的直接和发展历史，在当前时刻进行软组合的。此外，任何一组可能的行为模式中，某些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容易出现。这些常见的模式被称为吸引子状态，即系统的配置和行为被吸引到的状态。因此，动态系统理论与遗传决定论形成了直接的对比，在遗传决定论中，包含在我们DNA中的遗传密码以预定的发展模式展开。同样，在另一个抽象层面上，该理论同样否认了一个内在的、核心的、真正的或真实自体的存在，而这个自体出现既可以被促进也可以被阻碍。动态系统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一套概念，有助于研究整体变化的模式，包括稳定化、失稳化和自我调节。Thelen等人（1991）将系统理论开创性地应用于发展心理学领域，将运动发展描述为稳定和不稳定行为模式的重复循环过程。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些自体心理学圈中，发展观点的概念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从婴儿研究中得出的那些概念应用于成人治疗是具有影响力的（例如，Beebe&Lachmann，1998年），Esther Thelen和她的合著者L.B.Smith的发展心理学开始流行起来。特别是，许多分析师正在阅读和谈论Thelen和Smith（1994）的新书《感知和行动发展的动态系统方法》。我们中那些对发展及其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中应用不感兴趣的人，像Esther Thelen（2005）一样，确信我们对发展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待治疗的方式，人们对这些新想法很感兴趣。在这篇后来直接针对临床医生的文章中，在精神分析对话中，Thelen写道：

在这里，我讨论了一种新发展的理论——动态系统理论的那些核心概念，我强调一种理论可以极大地改变人们对干预的看法。动态系统理论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适应不良行为的根源上，例如生物倾向、环境原因或动机状态，而是提出了一种灵活的、依赖时间的、行为变化的新兴观点。（第254页）

Thelen进一步解释道：

它（动态系统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在某种热力学条件下，许多，通常是异质的部分集合起来，似乎呈现出自组织性，从而产生有序的模式，而没有任何特定的部分具有模式的代码或配方。常见的例子从天上的云到单细胞生物群落，再到复杂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没有什么能给出方向，但整个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是有秩序的。（第260页）

事实上，非线性动态系统理论已经在精神分析领域产生普遍影响，成为精神分析师们强有力的新隐喻库，并为Orange、Atwood和Stolorow等主体间理论家提供了共享词汇（2015）；复杂性理论家，如Coburn（2002）、Coburn（2014）；关系自体心理学家，如Shane等人（1998）、Shane（2006）和Magid和Shane（2017）；动机理论家，如Lichtenberg等人（2011）；以及关系主义者，如Harris（2005）、Seligman（2005），D.B.Stern（2010）、Ghent（1990）和Benjamin（1988）。与刚才引用的Thelen的观点一致，这些贡献者认为精神分析中的系统理论与复杂系统中的发展变化过程的概念化有关，在复杂系统中，发展并不像传统的精神分析模型那样，以预定的线性计划展开，而是从缺乏计划的系统中出现。变化是非线性的，是软组合的，并通过系统的自我调节进入吸引子状态，从而形成稳定的模式。变化是通过系统中的扰动发生的，扰动破坏了平衡，并允许出现新的吸引子状态。

在这里特别引用了三篇使用非线性动态系统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概念化的出版物：两篇来自Stolorow（1995、1997），一篇来自Coburn（2002、2014）。我们还详细引用了Gabriel Trop在2017年国际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协会会议上发表的一篇非常受欢迎的演讲。Stolorow和Coburn当然是众所周知的精神分析的贡献者，但Gabriel Trop不是。Trop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德语和斯拉夫语与文学的副教授。Trop的论文标题为“自我、情感和政治背景的动态系统观”。Trop博士既不是精神分析家，也不是科学家。然而，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清楚地描述了动态系统的含义，以及为什么从动态系统理解自体是有用的、强大的，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是无价的。因此，简要介绍Trop的论点似乎是很合适的。

Trop（2017）首先指出，动态系统理论远离了通常的程序或结构，而是聚焦于从特定背景的融合中产生的自我模式。也就是说，动态系统指的是“这个特定的身体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与这些特定的经历互动”。这些背景元素的协同作用产生了一种流动的自体感，并以其偏好的方式应对周围环境的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从这些模式中产生的自我意识是不断自组织的，因此它本来就是开放的，不具有核心或深层结构。相反，它被某些思维方式所吸引，这些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重复。因此，这些重复的模式可能会给人一种永久不变的感觉，比如核心自体、深层自体或真实自体。但核心自体的主观体验本身是一种涌现的属性，一种从精神分析实践中出现的自体体验和概念化，而不是在精神分析中发现的预先存在的现实。这种对核心自体的动态理解会引起人们对其叙事和情感力量的关注，而不是其作为基本真理的地位。似乎值得再次注意的是，这种自体发展涌现的概念与关于核心或真实自体的想法背道而驰，核心或真实自体就是一个人出生时固有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一种预先确定的方式展开，例如在科胡特（1971、1977、1981/1991）、Wolf（1988）或温尼科特（1960）中发现的。

总而言之，与其说是一个充满了深层心理结构的自体，不如说是一种自体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融入到更偏好的存在方式中，考虑到特定的身体和其所出生的世界，它是如何应对体验世界的困难的，以及它如何应对历史、创伤和丧失的。这些模式是否有问题（即使他们主观上感觉正确）是指导精神分析研究的问题之一。如果这些模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那么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特殊关系将必须产生一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破坏这些模式并促进新模式的产生。

现在，在研究了自体和自体改变的动态系统视角之后，我们可以回到精神分析的贡献者那里，他们将关系自体心理学从二元组转向多系统，他们的论文将在本节参考。正是Stolorow的影响，尤其是在自体心理学中产生了显著的扩展，从概念上从二元组转变为主体间领域的内在体验世界。实际上，这是支持从传统自体心理学向关系自体心理学转变的重要力量。在1995年他对自体心理学的批评中，Stolorow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如果不是科胡特早逝，科胡特本人将完成向主体间理论化的范式转变。Stolorow认为，这种转变既是由科胡特流派的概念如自体客体功能等所预示的，也是内在固有的，这也强调了自体体验的组织总是由对他人回应的感知所共同决定的；它也由自体—自体客体关系的概念所预预示和先天固有，在这个概念中，从出生到死亡的心理生活的本质是生发和维持的。因此，根据Stolorow的观点，主体间系统理论成功地将科胡特所追求和试图描述的东西聚焦到到点子上。也就是说，从主体间系统的角度来看，个体的内在体验世界及其在其他这样的世界中的嵌入是在相互影响、不断流动中的。因此，主体间系统理论弥合了内部心灵与人际间的鸿沟，这是科胡特自体—自体客体基质的本质。此外，它还将场域从两个主体间世界扩展到许多可能的世界。

自体心理学另一个基础性的变化是，从二元组到多系统，从古典到关系层面，涉及到如何看待自体的概念。在Shane（2006）和Magid和Shane（2017）中，与系统理论一致，自体被概念化为涌现能力和期待的递归模式。这不同于科胡特将自体表述为天生的、内聚性的结构。这种理解自体的差异需要一些其他的改变。首先，我们有Steven Stern，2002b，他提醒我们，科胡特将自体构建为一个统一的、静态的主动的中心，这种构建受到了后现代批评的挑战，后现代批评家们假设自体是多重的、不断变化的、由主体间构成的。 Stern希望保留科胡特的经典自体概念和多重自体的关系概念，提出了两种自体体验的划分。首先，关系理论家的多重自体之间存在着解离性的区分，其次，Stern称之为主体间自体和主要的主观体验之间也存在着区分。这两种自我体验同时发生，它们决定了经典自体心理学的统一自体所强调的自体体验的品质。这一理论的扩展表明，根据不同的背景，自体的概念化可以用多种方式来理解，这说明了关系自体心理学的扩展，既包括对自体的统一视角，也包括对自体或自体状态的多重视角。因此，我们正在远离自体作为一个结构性精神实体，它具有真实的本质这种观点，转而认识到我们使用“自体”这个词来涵盖各种概念和主观现象，包括我们对身份和能动性的主观、有意识的体验，以及描述元心理层面的内聚性或者碎片化，情感调节和协调的能力，以及依恋和期待的关系模式。

类似地，Ringstrom（2010）应StephenMitchell本人的要求，对主体间系统理论和关系理论进行了全面而冗长的比较，得出结论，这两种理论都应该保留，而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我们支持拓展这些理论，Ringstrom写道：

对我来说，这两种观点都很重要。虽然关系主义者的立场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思想宝库，但主体间主义者关注到患者因羞耻和指责产生的脆弱，这点同样至关重要。综上所述，这两种观点以极为重要的方式相遇，这使得它们在没有另一种观点的情况下都是不够的，因此两者都是必要的。（第216页）

然后，阅读Coburn（2002）的《系统的世界》揭示了复杂性理论如何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方式扩展了关系自体心理学中的自体视野。也就是说，复杂性理论扩大了我们对个人、主体经验和治疗过程的组织层面的视角。谈到精神分析中的治疗性变化，Coburn认为，在一个系统的世界里，“人们只有自己一个人是不会改变的，是系统在多个层面上改变。明显的改变会在整个系统中重复或分布”（第671页）。他解释说，在观察治疗性行为和变化的时候，复杂系统理论在两个抽象层次上起作用。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体验到自己和他人发生了变化，与过去不同。有时，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自己是孤立和分离的，而不一定是属于一个系统或与之相连。但在解释层面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无情地嵌入到一个系统网络中，通过多个体验世界的相互渗透，变化总是在系统之间发生。因此，从复杂性理论的角度思考，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分析变化的视野；一个主体体验系统（分析二元组）对另一个或其他系统（患者所居住的其他体验的世界）的影响似乎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诠释的：我们始终并且永远是背景的一个部分，始终受到背景的影响。

现在远离系统论的贡献，更直接地进入将关系自体心理学与其经典的前身区分开来的临床问题，加深我们对关系参与的临床理解，一个重要问题涉及科胡特对共情的理解。也就是说，科胡特的意思是说，分析师在共情倾听中，实际上可以摆脱自己的主观性，从而进入患者的主体性吗？他能沉浸在病人的体验世界中，摆脱自己的体验吗？Stolorow等人（1987年）指出了这一明显的概念错误，他们强烈的主张使用共情探究而非共情沉浸。就此而言，Fosshage（1992）与Stolorow等人达成一致，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首先，Fosshage认为，他或她的所有感知都是通过分析师的经验和主观性来实现的。他断言，科胡特将共情的观察模型表述为自体心理学的基础，但分析师所感知的总是由分析师塑造的，这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

第二，Fosshage（2003）区分了倾听、感知的体验和回应的体验。Fosshage认为，不能将共情的感知模式与分析师的回应混为一谈。他确定了三种倾听视角：共情、以他人为中心和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说，Fosshage指出：从患者内心世界的角度倾听；从患者生命中重要的他人角度倾听；从他自己的角度倾听。Fosshage指出，一个人如何倾听和如何回应并不一定相同；分析师可能会共情地倾听，但可能会从其他任何一个角度做出回应。

Shane（2006）使用不同的概念方案对倾听和回应进行了类似的区分。Shane和Fosshage一样认为，虽然倾听和共情感知在自体心理学中至关重要，但一个人是共情回应，还是以另一个人的方式回应，还是根据自己目前的体验作出回应，都是基于其对当下最围绕患者需要的评估而做出的决定。

关系自体心理学的另一个主要扩展是，它超越了科胡特们的起源，这源于许多自体心理学追随者对关系性的兴趣。阅读关系材料，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从中学习，与之争论，或者为之争论，比如Fosshage（2003）和Magid和Shane（2017），他们发现自己扩展了自己的理论和临床系统，将关系性纳入了自己的关系自体心理学模型。他们在文章种囊括了他们所学到和发现的具有挑战性或帮助性的东西，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首先，Magid和Shane在关系理论中发现了共情拓展的重要实例。例如，有一个问题是，分析师的共情、理解和诠释是否足以治愈自体体验，正如科胡特所断言的那样，还是有些患者需要与分析师进行更积极的互动，而不仅仅是镜映调频？另一个例子是，Benjamin（2009年）谈到了分析师自己的面部表情和手势的感觉和反应，向患者传达了一种感觉，即患者的叙述对他或她产生了影响。对于第三个例子，Fonagy（2003）写到了分析师的标记的镜像回应，传达的既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而是对患者回应的正确程度。作为第四个例子，客体关系主义者（例如，Ogden，1994年）向一些患者传达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分析师不仅知道患者的感受，而且实际上也能感受到患者的感受——并和患者同样的愤怒、厌烦、怨恨——以及同样的兴奋或恐惧。当然，还有Jessica Benjamin（1988年）的实干家（式样的）动力、相互确认和第三，她进行了研究，其中更详细、更复杂地描述了主体间领域的复杂性及其共同创造、断裂和修复的特殊模式。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关系主义者的概念，这些概念在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中并没有发现，它们提供了有用的临床扩展，可以很容易地融入到关系自体心理学中，从而拓宽和扩展这种视角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段发展关系自体心理学的旅程决不是一个线性的。相反，这是一种非线性的探索，旨在提高我们与患者相处的能力，从而患者们的个体性和我们自己的偏好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彼此相遇。

撰稿人的说明：

BarryMagid，医学博士是当代心理治疗研究所和Stephen Mitchell关系研究中心的教员，也是国际关系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协会（IARPP）执行委员会的前任成员。他著有《平常的心灵：探索禅宗与心理治疗的共同点》（Wisdom 2000）和《没有什么是隐藏的：禅宗的心理学》（Widdom 2013），并主编《弗洛伊德的案例研究：自体心理视角》（Analytic Press 1993）和（与Robert Rosenbaum合著）《正念有什么问题（以及什么不是）》（Widsom 2016）他与Estelle Shane合著的最新论文包括《关系自体心理学》（2017年）和《自体客体的重建》（2018年）。

JamesFosshage博士，国际自体心理学协会（IAPSP）创始主席，国际关系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协会（IARPP）咨询委员会成员。他是国家心理治疗研究院（NYC）和NIP国家培训计划的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督导和教员；主体间精神分析研究所创始院士；心理学临床教授，纽约大学心理治疗和心理分析博士后项目顾问（关系轨道联合创始人）。他有多部精神分析类出版物，有10本，最新一本是与Joseph Lichtenberg 和Frank Lachmann合著,书名是《叙事与意义》（2017）。

EstelleShane博士是新精神分析中心的培训/督导分析师和教员，也是当代精神分析研究院的创始成员、董事会成员、培训/监督分析师和教员。她是国际自体心理学协会（IAPSP）的创始人和董事会成员，也是国际关系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协会（IARPP）的顾问。她是《心理分析调查》和《精神分析自体与语境》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她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与人合著了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