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科胡特：从共情到情感

Daniel Perlitz , M.D.

Published online: 27 May 2016

摘要

本文着重说明的是分析师对病人的情感affection及其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分析师的情感是富有生命力的活化enactment (Fosshage, 2007Fosshage, J. (2007), Searching for love and expecting rejection. Implicit and explicit dimensions in co-creating analytic change. Psychoanal. Inq., 7:326–347.[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 [Google Scholar])，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持续进行的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互动的有活力的、内隐的基础。我们发现，精神分析文献中缺乏对于分析师情感的论述，而且不愿公开表明其重要性。目前正在不断发展的“由外显的意识上的认知向内隐的无意识情感转变的范式”(Schore, 2011Schore, A. N. (2011), The right brain implicit self lies at the core of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 Dial., 21:75–100.[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 [Google Scholar], p. 77)承认，所有人类的互动都有一个情感的基础，我们会随时监控自己的情感状态，包括我们是否体会到情感，以及它们之间是否有细微的差别。自体心理学家对共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却忽略了分析师情感的贡献——包括作为情感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感的质量——这过度地限制了我们对分析师和病人主体间场的思考。我认为，在信任的诠释学情境中，分析师持续的共情不仅是通向分析性理解的最佳路径，也会让分析师的情感组织发生变化，从而促进分析师情感的浮现。同时，分析师自体客体需要的良好满足有助于分析师情感的发展。鉴于其重要性，我建议观察我们对于病人的情感状态，以及当我们对病人没有感情时要如何推进。“深情的理解”affectionate understanding这一表达可以更好地将我们的理论语言与情感的品质联系起来。

关键词

情感，深情的理解，外显的，信任的诠释学，内隐的

人类被赋予了一个奇妙的三位一体的大脑，它能够同时运作许多独立的精神过程。这些过程是独立的，但在我们人类精神生活的非线性的、复杂的系统中又相互影响着(Marks-Tarlow, 2011 Marks-Tarlow, T. (2011), Merging and emerging: A nonlinear portrait of intersubjectivity during psychotherapy. Psychoanal. Dial., 21:110–127. [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我们的共情能力和情感反应能力就是这样两个过程，它们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在本文中，我将探讨情感反应谱系中的一部分——分析师对病人的情感——的影响，以及我认为的可以促进分析师情感浮现的因素。我所说的情感，亲和力、接纳、关怀等，变化的范围很广，从温和的喜爱到强烈的爱。这里使用的“情感”一词是指感受到想要靠近的渴望，想要跨越两人之间的空间。

写下这篇文章的动力首先来自于我自己作为病人与我的分析师在互动中的体验，我惊讶于我的分析师对我的情感，这份情感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我想要记录下这些时刻。我留意到有一些线索，不同于我们言语上的交流，提示着我她对我的情感，而觉察到这份情感总是让我深受感动。并不是她说了什么，而是她就在那里，以及我准备好去感知和接受她，创造了这些令人惊讶的时刻，而这也是我在我的病人身上观察到的。

在这些时刻中，我感觉内在有一个持续的无意识过程在监控自己的情感，特别是对于他人是否有情感出现。所以在每一个互动中，无论对方是谁或者多微不足道，都不断在处理“你喜欢我吗？”和“我是否喜欢你？”的问题。与此同时其它的精神活动也在发生着，彼此并不妨碍。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分析师身上，这构成了治疗性二元关系的主体间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也是内隐了解的一部分，是比外显了解庞大得多的关系性知晓relational knowing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BCPSG], 2007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BCPSG). (2007), The foundational level of psychodynamic meaning: Implicit process in relation to conflict, defense and the dynamic unconscious. Internat. J. Psycho-Anal., 88:843–860. [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记录我们在治疗性二元关系中的伙伴是否对我们有着深情的感受，以及如果有的话它们的细微差别，是二元关系中不断发展的内隐了解的一个关键部分。觉察到分析师对我的情感很重要，并且它会一直陪伴着我；这就是改变了我们的主体间系统的关系中的“相遇时刻” moments of meeting (BCPSG, 1998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BCPSG). (1998), Non-interpretive mechanis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The ‘something more’ than interpretation. Internat. J. Psycho-Anal., 79:903–921. [PubMed],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

激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刚开始接受精神分析训练时把共情作为治疗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始受训的几年前，我曾经进行过一次非自我心理学的分析，这让我对成为一名分析师需要学习什么有了一系列的预设。因此，在我刚开始受训成为分析师的时候，作为分析师功能基石的共情并没有出现在我的探索范围之内，不过之后它很快就出现了。共情看似简单（毕竟是一种天生的能力），然而持续的共情却是微妙而复杂的。努力保持对病人主体性的共情是在不断变化的。我感觉到自己发生了变化，从朋友和家人那里收到的一些反馈也都是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倾听者，更令人惊讶的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变得“更和善、更加富有情感”。这段经历也让我开始思考共情如何促进分析师情感的发展。

尽管共情常常被错误地等同于善意，但如同科胡特从一开始就强调的那样，实际上共情从意图上来讲是中性的，可以伴有或者服务于多种意图以及多种情感，包括恐惧、愤怒、恨意。病人对于自己是否被分析师深深地理解的感知是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但同时，病人也需要对分析师对自己的情感反应进行定位。鉴于我们对内隐关系知晓implicit relational knowing (Lyons-Ruth, 2003 Lyons-Ruth, K. (2003), Dissociation and the parent–infant dialogu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51:883–911. [Crossref], [PubMed],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的理解，矫正性情感体验现在作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被广泛接受。因此，在不探究分析师具体情感的情况下去探索共情，会不恰当地削弱病人和分析师主体间场的完整性。这样很难判断情感是共情过程和分析工作的因、还是果、或者既是因又是果。在复杂的、非线性的系统中因果关系可以递归和互换。

人们普遍认为，情感是互动和关系的主要中介因素。我们带着情感来交流，我们根据察觉到的情感来评估意图，我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和感觉来了解他人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在内隐的层面上）。然而，当代的精神分析文献依赖于术语，这些术语在内容上暗示着情感但在形式上又常常冲淡情感。诸如“共情性的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与之同调”attuned to、“共情纽带”empathic bond、“共情性调协”empathic attunement和“情感联结”emotional connectedness等术语缺乏与情感感受的内在直接联系。我认为，“深情的理解”affectionate understanding包括被理解以及被理解者感受到被富有情感的理解，这是一个更加准确和全面的表达，描述了一个让病人感觉到被理解和被认可的过程。深情的理解尝试更好地将我们的理论语言与对情感的感受连接起来，更加贴近体验，对正在发挥作用的事物更加理解。此外，这一表述既承认共情的过程，又承认情感反应，这是精神功能的两个系统，它们独立作用，分别有着不同的神经生理位点neurophysiological loci (Rustin, 2013 Rustin, J. (2013), Infant Research & Neuroscience at Work in Psychotherapy. New York: A. Norton. [Google Scholar])。同时，这一术语也承认，在由分析师和病人创造的、复杂的、非线性的主体间场中，没有明确的因，也没有明确的果——这些是可以递归和互换的。有时候共情支撑着情感，有时候情感促进着共情的理解。我认为，我们需要同时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分析师的共情上，将其作为治疗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分析情境有其特定的特点，但我们所感受到的情感与我们在非分析情境中感受到的情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分析师对病人的情感与他们对其他人的情感都是连续的，我认为这个连续的情感中包含着病人寻求的体验：接受他们的分析师的真实感情。

分析师的情感可以是一种新的关系体验，Fosshage称之为富有生命力的活化vitalizing enactment (2007 Fosshage, J. (2007), Searching for love and expecting rejection. Implicit and explicit dimensions in co-creating analytic change. Psychoanal. Inq., 7:326–347. [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然而，我认为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基础，一个格式塔背景，为分析师和病人的前景对话提供情感基础。怀有情感让我们相信，我们在一段关系中能够忍受暴露、表达受损、充满羞愧和/或否认自身的某些方面。“当病人，尽管仍在受伤和恐惧中但不再完全孤独，开始感觉他或她也许不会孤独地死去，勇气便出现了”(Orange, 2011 Orange, D. (2011), The Suffering Stranger.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Google Scholar], p. 99)。

我并不认为治疗过程中仅仅有情感就够了，对于一个成功的治疗来说它可能并不总是必需的。此外，我不认为情感是纯粹的，而是分析师对病人反应的一部分，可能包括恨以及与之并存的爱。情感是微妙的、流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一段关系中以高度复杂的方式起起落落，这是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

有时候，让分析师的情感，情感存在与否及其细微差别，意识化并在治疗中恰当的时刻加以讨论，是很有用的，让内隐关系知晓显现出来。然而它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通过语言来进行标记。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当分析师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他们的情感就会内隐地成为促进治疗过程的活力基础。Stern曾指出，改变是内隐的，是内隐关系知晓的一部分，不是一定要显现出来，它为新的外显的探索和解释铺平了道路(1985 Stern, D. N.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Google Scholar])。分析师情感的存在与否是内隐关系知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理解是不够的，没有情感的理解是空洞的(Bacal and Carlton, 2010 Bacal, H. & Carlton, L. (2010), Kohut’s last words on analytic cure and how we hear them now: A view from speficity theory. Internat. J. Psychoanal. Self Psychol., 5:132–143. [Taylor & Francis Online], [Google Scholar])。

关于性欲化反移情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然而关注分析师情感涵盖的宽广范围以及它的复杂性，包括但不限于性欲化，则很少在文献中出现。对于情感范围的关注的缺乏与当今精神分析领域的思潮是不一致的。当前精神分析的思潮包括人类存在的主体间性，这涉及到分析师的主体性(Stolorow, Atwood, and Brandchaft, 1994 Stolorow, R. D., Atwood, G. E., & Brandchaft, B. (1994), The Intersubjective Perspective.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Google Scholar])；交互调节和影响(Beebe and Lachmann, 1998 Beebe, B. & Lachmann, F. M. (1998), Co-constructing inner and relational processes: Self and mutual regulation in infant research and adult treatment. Psychoanal. Psychol., 15:480–516. [Crossref],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婴儿有主体间关系和交互调节的强大能力(Stern, 1985 Stern, D. N.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Google Scholar])；以及最优回应(Bacal, 1985 Bacal, H. (1985), Optimal responsiveness and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In: Optimal Responsiveness: How Therapists Heal Their Patients, ed. H. Bacal.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pp. 3–34. [Google Scholar])。特别是波士顿变化研究小组对精神分析治疗中内隐关系知晓的非解释机制的研究：“更多的东西”something more (BCPSG, 1998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BCPSG). (1998), Non-interpretive mechanis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The ‘something more’ than interpretation. Internat. J. Psycho-Anal., 79:903–921. [PubMed],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波士顿变化研究小组的工作与当前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是并行的，包括情感的中心性、我们如何对大脑的功能分区以及右脑的处理过程。情感是我们的精神心理功能的核心部分，设定认知目标、保持认知功能的连续性，是认知能力进化的前提。Schore指出:“科学和艺术领域的许多学科现在都正在经历着从外显的意识上的认知向内隐的无意识情感的转变”。这些发展一致认为，情感是人类互动的核心部分的基础，而情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隐的，是情感谱系中的重要部分，需要通过分析师更为宽泛的感情进行识别和升华。

情感并非希望或者强制而出现的，但我相信，我们的理论框架、我们自身的发展以及与每一位特别的病人之间互动的迫切需要，都可以增加情感出现的可能性。我认为有三个关键的因素：第一，持续不断的共情；其次，在信任的诠释学精神下，不仅仅要建构理解病人的最佳方法，还要改变分析师的情感组织，增强分析师感情发展的可能性。前缘的视角属于信任诠释学的范畴，该视角有助于从最具破坏性的态度或行为中共情地发现积极的目的，从而促进分析师的情感。最后，第三个要素，我认为在这个框架之内，分析师自体客体需要的良好满足是其情感发生的原因。

我希望通过下面的案例来说明以上的想法。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呈现和说明很多内容，这里我只想强调与本文有关的那些方面。

Helen

Helen 30多岁，在她年迈的父母去世一年后发生了一场危机，这之后她开始来见我，每周三次。当时她处于一种崩解的状态，常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无法舒服地睡觉或吃饭，处于严重的焦虑中。她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东欧移民的女儿，一直过着沉闷、节俭的生活，无法适应她的家庭，也无法适应更大的社区。Helen很有艺术天赋，十几岁时就加入了一个波希米亚风格的艺术团体。在她15岁时全家移民到加拿大，20岁时她离开家乡，之后成为一名艺术家。她对童年的回忆显示出在那个阶段完全缺乏同调，她的母亲会对她突然爆发，而父亲的无能致使他没有办法制止这种暴力行为。

她非常聪明，也非常有魅力，从20岁起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治疗。在我们的工作开始几个月后，她的焦虑和解离症状开始减轻。我们工作最初的两年里，互动一直是不冷不热的，我听着她无尽的抱怨，尽我所能地做一个共情的倾听者，而她不断在告诉我她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多么不可改变。我觉得我们一直处于待机模式，借此维持着她的平衡。她对于自己能维持正常的功能没有崩溃而感激不已，而我却犹豫着要不要打破她脆弱的平衡。

在第二年的某一次咨询中，我们之间情感场域的张力突然发生了变化。当时她坐在我对面，看着别处，用一种不情愿的语气说:“好吧，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整个房间的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

DAN：发生了什么？

HELEN：你知道的，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是你们治疗师都想发生的。

DAN：(我沉默了一会儿，左思右想。)感觉像是发生了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事——但是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开始感觉到兴奋。)

HELEN：真的要我告诉你吗？

DAN：我能帮你吗？听起来你好像很难把它说出来。

HELEN：(看向别处，脸红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但我确实感觉到了。这是在你们的书中应该发生的事情。

DAN：是和某种吸引力有关吗？(我突然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

HELEN：(仍然看着别处)是的(但脸更红了)。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开始对我产生了性幻想。虽然她从来没有告诉我细节，但很明显它们是复杂和丰富的。她觉得自己被这些幻想攫取了，它们控制了她。于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探索她感受到的性欲的力量是如何强大，源自于童年时期体验到自己身体的吸引力是一个确定的安全感的来源，她是多么地被不可预测的、不稳定的父母信任，原因是他们认为她很有魅力。我们还探索了这对我们两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工作，我们逐渐可以带着理解舒服地谈论对彼此的吸引力，她不断地确认我会保证我们的安全。

（未完待续……）

成为这个年轻迷人的女性的性幻想对象是令人愉悦的。然而，让我产生更多情感的是她对我的充分信任，她很脆弱地和我谈论这些感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自体客体体验。尽管她对我的性欲幻想在几个月后有所减弱，但这让我们之间有了一个持续的、有活力的、亲密的过程。我相信我们之间不断发展的情感纽带支撑着我们度过了接下来的日子，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稍后会有更多的描述。

我对Helen的情感恰好说明了，分析师的自体客体需要必须被恰到好处的满足，这样他/她才能对病人产生情感。幸运的是，分析师的自体客体需要有许多机会可以得到满足。有时第一次来寻求帮助的病人就足以做到了，因为这隐含了分析师的善良和重要性。除此之外，病人相信我们有能力耐受住他们的痛苦状态，我们会成为他们所经受痛苦的可靠的见证人和同伴，这也是给我们的大礼。这种信任是帮助正在关系中的二人提升情感粘合度的另一个因素，以确定分析师的情感能否开花结果。但是，即使病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信任分析师，如果我们自己足够幸运，能够通过自己的分析、其他成长机会和人际关系达到对自己和自己的苦难经历充满同情和关爱的状态，我们的情感也会发展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和我们的病人体验到孪生的关系，体验到他们在面对痛苦和丧失时的挣扎；我们会赞赏和钦佩他们的不放弃，也可以向他们表达我们对自己的成长历史和困境的深情的理解。

在第四年的一次咨询中，Helen说她的牙医告诉她需要重新更换牙套并换两个牙冠。她在那次咨询中很激动，预感自己的状态会下滑。这将会很糟糕，我知道，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接下来的18个月是我作为一名分析师所经历的最困难的时期。她的预感正在一点一点成为现实，换牙失败了，每一次咨询时都会发出刺耳的磨牙声，牙齿的问题占据了她的精神生活。

她的崩解感逐步恶化，体重不断减轻，脱发明显，皮肤上长了湿疹。她睡不着觉，走在街上时发现自己在默默流泪。她感到十分孤独，每次咨询时都用绝望的口吻和我说她的体重在持续下降。她常常预言自己会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而死去，我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她不断更换牙医：这18个月里一共看了9位牙医。她做了大量的笔记，用艺术图表详细的描述了她的牙齿遭遇了什么，说明牙医们对她独特的牙齿的独特的结构是多么地不理解。

我把这看作是她永远无法被充分满足的关系世界的活化，但这个理解没有任何帮助。随着病情的日益恶化，这位从前很有魅力、精致的女性变得蓬头垢面，像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她已经瘦了21磅，而且还在持续消瘦。她拒绝住院；那样我就被关起来了，然后你会把钥匙扔掉，她说。在她的陈述中有一个核心的情感真相。就在我对她的情况感到绝望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关于住院、药物治疗或者其他任何事情的神奇的解决办法。我竭尽全力的共情终于让步于我所面对的前景：我会在她无法逆转的死亡中失去她。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我对她的情感帮助我抱持住了我们的关系，并让我可以继续努力保持共情的联结。

每次咨询我都很害怕；她会行尸走肉一般地走进我的办公室。但我体验到的恐惧和痛苦却是另一种与她共情的联结。我开始每晚都想起她，我的睡眠被扰乱了。然后，在这痛苦的18个月当中的某一天晚上，我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我做了一个有意识的内心的转变。从前隐藏起来的部分开始显现。我决定无论如何我会陪着她，永远不会放弃她，我会继续沉浸在对她绝望的厄运的体验中，我会接受她的命运，也接受我的生命中会失去她，如果这是最终结局的话。我放弃了控制那些比我更强大的东西的企图。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转变。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对Helen感到有些平静和接纳。这是一种放弃，一种对我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屈服，但我至少可以和它们在一起，见证它们。在那18个月的磨难中，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接纳。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至今我依然无法完全理解，但一定是我和Helen之间的某种无意识互动导致的。Helen走进咨询室，看上去和往常一样憔悴，她说，我不想让你太得意忘形，但是我昨晚感觉好多了——只是好了一点点。我能睡着了。从那一刻起，她的情况开始好转，接下来不到6个月的时间，她的体重恢复了，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我开始感受到对于Helen前所未有的情感。我们一起在同一条战壕里。尽管我看上去似乎没能帮上她，但她并没有结束治疗；尽管和她在一起时很累，但我也没有抛弃她。这段旅程，我们共同的旅程是如此宝贵。Helen提到了我坚持和她在一起的重要性，她说她知道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有多难，我多么想停下来（虽然我从来没有说过但她可以感受得到）。我身上一定有什么是你喜欢的，你这样做不会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她说。

Helen是一位非常能打动人的作者，下面是她最近写下的一段文字的节选，非常深刻又切中要害地表达了我对她的情感所产生的影响，她认为这是内隐的情感的暗示：

我只是想让自己觉得不那么没有价值（我并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我确实觉得自己的生命如此渺小）。我想要能够相信，和你一起相信，我可以信任自己，也可以信任他人。如果这很难或者根本做不到也没关系，我会找到一条无需承受如此之多的孤独的路，我自己的路。每当你给我一个特别的表情，就好像你让我进入了一个我也想要归属的世界里。有时你这样做让我感觉很特别，好像你觉得你很幸运有我在身边，你可能说的是“老天，我真是幸运，这个病人会走进我的生活，她非常有吸引力，而且真的很美妙，很高兴能够试着帮助她，她值得拥有更好的。”我想你传达给我的正是我希望我爸爸传达给我的东西。

你知道，眼睛和声音确实会传递很多信息。你的孩子一定很高兴有你这样的父亲（当然他们一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说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今天我画画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觉得我必须把爱和自信传递给画布上的女孩，这样她才能活下来。我似乎觉得必须接受你的一些品质。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很难去尝试，因为我不习惯用一种别人需要和赞赏的方式把爱传递给他们，让别人觉得我是他们拥有良好感觉的必要条件。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和Helen的这段经历是信任诠释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信任的诠释学包含了当代精神分析性思维的许多演变过程，包括前缘的视角和通往分析性理解之路的共情。科胡特是第一位肯定信任诠释学的价值并将其运用于实践的人。“作为一名分析师，如果说我从我的生活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的病人们告诉我的，而且可能是真的——很多时候当我相信我是正确的而我的病人是错误的，结果却是，尽管这通常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我的正确是肤浅的，而他们的正确是深刻的”(Kohut, 1984 Kohut, H. (1984), How Does Analysis C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ossref], [Google Scholar], p. 93)。

信任诠释学帮助我们理解病人，和他们在一起，例如，当病人不希望我们存在，甚至不希望我们说话；或者面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透露任何私人信息的病人；或者像Helen这样的病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帮助她，但她似乎注定要面对遭受无法挽回的灾难的命运；还有很多其他的在行为和关系中经常被贴上抗拒或者具有破坏性的标签、需要面质或者感觉治疗不适合他们的病人。病人习得的各种应对方式往往会给分析师带来各种各样的自恋伤害，当这些伤害翻倍增加后，我们很难与病人保持密切的同调。每个分析师都有独特的自恋伤害的倾向，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敏感问题”。因此，成功的治疗二元关系是具有特异性的，运气是任何一对成功的分析师-病人二人组匹配的一个因素。幸运的是，足够好的good-enough治疗二人组有着相当大的范畴。对于那些极度脆弱破碎的病人，信任的诠释学让我们珍视成为他们的伙伴和见证人，和他们一起，见证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治疗中不懈的努力，即使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来没有“变得更好”。能够坚持下来，无论多么悲惨或无法补救，陪伴和见证一个人类同胞所承受的痛苦，有时会让我们对病人生出人性之爱。我准备好了，不管Helen是不是永远不会好，还是会死去，我都要陪着她，和她遭受的痛苦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有价值的，它是一种情感，一种和蒙受痛苦的陌生人的紧密联系(Orange, 2011 Orange, D. (2011), The Suffering Stranger.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Google Scholar])。

SAM

Sam 48岁，同性恋，自己经营着一家服务性质的公司。他是X，一位著名的创伤治疗师介绍给我的，在转介时她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我和她之前介绍的病人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自体客体体验。我还没见到Sam就喜欢上了他！

第一次会谈中他一直面带微笑，告诉了我一些生活中的重要细节，包括一年前的那次企图自杀曾让他在医院住了一周，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吃了过量的药。和他类似，我的童年也再正常不过了——在多伦多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我的母亲曾经有几次试图自杀而被送进医院，但这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而且，我一直是个同性恋，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家人对此没什么意见。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伴侣——他看着我说，我长得很丑，谁会愿意和我在一起呢。说最后这句时他大声笑着。任何对于他觉得自己丑陋的探索都会引来因为我不了解同性恋的世界、不了解外表是如何决定一切的笑声。Sam每周工作六天，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深夜回到家，一边喝酒一边在网上看音乐录影带和色情片，通常喝一瓶半到两瓶葡萄酒，最后在凌晨2-3点睡着。

每当我们谈论他来找我做治疗的意义时，他通常都是这样表述的：X告诉我我真的应该来找你，喝酒最终会影响到我的，而且X觉得我很孤独。我想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每当我暗示他的生活在我看来是孤独的时候，他总是耸耸肩，好像是在说我已经学会接受它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我们一起工作的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只有一次，他的笑容背后流露出一种凄凉的表情——我没有希望了，是不是？这绝望的表情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却足以刺穿坚硬的石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哭过。

我越来越沮丧，因为我们无法以任何真实的方式去探索他的孤独、他对自己的贬低，以及他对母亲和自己企图自杀的意义的否认。他无法利用我和我们的关系来探究生命中那些痛苦，这让我感到徒劳和绝望，随着治疗不断发展，这一点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我试图探究当他面对可怕的情感信念时是如何做的，是如何通过生活方式来体现的。我开始想象自己会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他自杀了，我幻想那是医护人员打来的，“Sam死了，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方在电话里说，然后挂断电话，只留下滴滴滴的声音。我对Sam的绝大部分感觉是与日俱增的恐惧和怨恨，因为他不让我靠近，我对这种恶性循环无能为力。在要和他见面的那天我会感觉很累，随着见面时间的临近我感觉身体疲惫又沉重。

自杀对于任何治疗师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考虑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自杀对我来说尤其深刻。尽管想到过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这对我和Sam的治疗有多么重要。在治疗开始之后一年半的时候，我开始在治疗过程中感到困倦，起初是偶尔，之后不断地，有一次我甚至短暂地睡着了。我曾经与其他有严重自杀倾向的病人建立了成功的治疗关系；然而和Sam在一起时，我无法穿过他坚固的堡垒去接近他，这让我感到绝望、害怕、泄气。

Sam从来没有评论过我的睡意，我也没有。不谈论这点与他处理自己内心生活的方式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活现，是为了让无法忍受的痛苦保持沉默。然后，在一次和其它并没有什么不同的会谈之后，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我希望立即停止我的治疗。感谢你为帮助我所做的一切，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陷入了僵局，我们只是在原地打转，什么也没有做成。我想会有比我更需要帮助、比我更能打开自己的人可以填补你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时间。

把Sam描述成一个“绝望的”病人是很容易的。然而我相信，他一直来见我是他试图打破隔绝的不懈努力。我们知道，有些病人可能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些进展。我没有能够对他每晚用酒精来疗愈自己的必要性保持理解，也没能赞赏他尽管经历重重困难却仍然设法经营自己的生活。我反而对他越来越失望，这是我对自己感到无望的活现。我应该更好地去理解他的自杀倾向和对亲密关系的障碍对我产生的巨大影响。总的来说，我的共情做得很好，我对Sam那彻底的绝望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尽管我的困意其实是我在试图摆脱它，但是在我不困的时候，我和他的状态是紧密相连的。可是我对他的共鸣的主体性反应让我的情感无法发展出来。我本该把Sam转介给一个可以更好地耐受住他、直到情感能够出现的治疗师，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徒劳地挣扎着，结果让他又一次经历了希望的破灭。我让他很失望。

我认为这类失败应该被理解为共情过程的失败，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被理解为分析师情感发展的失败。我们感同身受的共鸣，我们“对感受的感受”feeling about feeling (Doctors, 2007 Doctors, S. (2007), On utilizing attach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elf-psychological/intersubjective clinical work. In: New Developments in Self Psychology Practice, eds. P. Buirski & A. Kottler. Lanham, MD: Jason Aronson, pp. 23–48. [Google Scholar], p. 34)，可能是吞没性的，它太过强烈（就像我对Sam的那样），这让我们保护性地与自己保持距离，这与足够好地满足自体客体需要、让我们感受到情感是对立的。分析师自身的组织原则决定了他/她是否会保护性地保持距离，或者是否会产生情感，这是分析师共情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分析师-病人二人组是否能够成功进入治疗过程的重要因素。

分析师产生情感或者缺乏情感通常是在对前景中外显地发生的事情的觉察之外的。检测我们对每一位病人是否产生了情感以及其中的细微差别是很有用的。我在临床实践中会试着找一些方法来确定自己的情感状态，以测试是否存在情感。其中一种方法是想象如果我用手触摸病人的感觉，体会这种感受。我很少拥抱或者与病人发生接触，除了在会谈结束时与一些病人握手，不过我发现这是一个有用的练习。不同病人以及同一个病人在不同时间的幻想中的触觉和情感体验存在着巨大差异，从厌恶到温暖舒适到愉悦，而且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感觉和我原以为自己会有的反应完全不同。触摸会给那些无意识部分带来一种直观的感受，是发自本能的。和Sam一起做这个练习对我来说就很困难，而且越来越让人感觉不愉快。

自科胡特以来，当代各个流派的分析师都在不断发展关于分析师和病人之间情感联结的重要性的理论。虽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但分析师的情感作为情感联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被提及，可是却没有被清楚地表述过。很难明确承认情感是精神分析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对爱和情感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的强调与我们对其在分析性过程中重要性的忽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Gabbard对此曾评论说，对于分析师来说，对病人的性欲化感觉往往比爱的感觉谈起来更容易(1994 Gabbard, G. O. (1994), Sexual excitement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love in the analyst. J. Amer. Psychoanal. Assn., 42:1083–1106. [PubMed],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通过将分析师的情感排除在外的方式，我们割裂掉了分析师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禁欲和中立的当代版本。Howard Bacal，科胡特当时的病人，曾在一次会谈结束时有如下的经历：

Bacal体验到的最有益的治疗性回应之一，是科胡特在那个特别令人沮丧的时刻伸出了一只手搂住了他的肩膀，当时他们将要面临一个两周的假期。Bacal想要表达的是，如果科胡特仅仅是解释了他需要这样一个拥抱而没有做出来的话，他会觉得是一种有点空洞的回应hollow response。在他和科胡特的分析中，他发现科胡特提供的共情性同调或者解释从他的体验来讲都不是科胡特对他的治疗性需求做出的最优回应的唯一方式(Bacal and Carlton, 2010 Bacal, H. & Carlton, L. (2010), Kohut’s last words on analytic cure and how we hear them now: A view from speficity theory. Internat. J. Psychoanal. Self Psychol., 5:132–143. [Taylor & Francis Online], [Google Scholar], p. 140)。

“空洞的回应”这个短语让我们了解，当科胡特的手臂环绕在Bacal的肩膀上时带给他的力量。科胡特的动作让他感受到并了解科胡特对他的情感、关注和关心。然而，Bacal和Carlton从来没有使用“情感”、“温暖”或者其他类似的词语来表达那一刻的意义，他们自己在语言表达上变得有些空洞。认为有益和最优的治疗性回应是正式的，技术上的描述，安全无害的叙事表达，这与情感的语言，比如温柔、爱、温暖或者任何一个可以表达那一刻情感本质的词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Bacal说，他把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让我感受到他对我的情感，对他这个动作的记忆伴随了我一生。这一幕代表着Bacal和Carlton为扩展分析性回应所做出的宝贵努力。不幸的是，在我们和病人的会谈中常常会以一种干巴巴的、远离体验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时刻的本质，而这样的回应方式会冲淡情感。

科胡特对这个维度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但直到去世前依然没能清楚地表达出来。例如，他曾提到一位南美分析师最终以一种很明显地带有温暖和理解的语气对病人说，她觉得当自己宣布休假的决定时彻底改变了病人对她的感受。科胡特用“很明显地带有温暖和理解的语气”来表达，这清楚地识别出我所说的分析师深情的理解的重要性。然而，“很明显地”这个词让这段话很容易被忽视，如同它是陈词滥调一般。

在这一章的后面科胡特说，

与内容表达的方式无关，就病人而言，分析师只说了：你因为约定被取消而感到非常难过。病人听到的这句话非常简单，但我相信这是极富人性的表达，是带着人性的温暖的表达。

这里再次强调“人性的温暖”，并将其描述为“极富人性的表达”。

有趣的是，在这一页稍后科胡特说，

此外，我确信，如果分析师不能通过她用词的选择、语音语调以及其它一些可能还没了解到的沟通方式，包括身体的动作、微妙的身体气味等等，对病人被毁坏的状态传达共情的感受，即使说了同样的话，病人可能也不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科胡特准确地抓住了后来被全面理解的情感交流模式，这是他的先见之明。他认为内隐的比外显的更加重要，认为情感基调是关键，以及人性的温暖，也就是情感，是关键。

Brothers担心“如果共情这一科胡特最重要的洞见被剥夺了作为强有力的情感纽带的涵义，那将是对它（共情）的否定”(2009 Brothers, D. (2009), On the love of work, the work of love, and what Kohut didn’t warn us about plying the empathy trade: Personal reflections. Internat. J. Psychoanal. Self Psychol., 5:498–509. [Taylor & Francis Online], [Google Scholar], p. 502) 。接着她援引了Orange的话，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情感纽带，让我们可以接触到他人的世界，让彼此联结在一起，它让我们确信我们最终不是孤独的(2009 Orange, D. (2009), Kohut Memorial Lecture: Attitudes, values and intersubjective vulnerability. Internat. J. Psychoanal. Self Psychol., 4:235–253. [Taylor & Francis Online], [Google Scholar], p. 237)。在这里，我想为共情这一重要的洞见增加另外一个价值视角：共情的过程不仅是连接和通往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最佳途径，在信任的诠释学背景下努力尝试从内在深入的了解一个人，会增进分析师情感组织的变化，会提高分析师对她的病人产生情感的可能性。同样，在精神生活的非线性复杂系统中，分析师的情感可以帮助维持和增强她的共情能力。关系中的每一种属性在这种非线性的、复杂的系统的循环回路中都以一种相互的、可扩展的模式和另一种属性发生作用(Marks-Tarlow, 2011 Marks-Tarlow, T. (2011), Merging and emerging: A nonlinear portrait of intersubjectivity during psychotherapy. Psychoanal. Dial., 21:110–127. [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

2013年国际自体心理学会议的主题是联结的形成与转化Form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nnectedness。值得注意的是，这么多关于“联结”connectedness的表述都没有提到情感。只有Judith Teicholz对Geist和Herzog主题演讲的评论是个例外。她在评论中使用了爱love这个词来表达我所说的治疗师对病人的情感。Teicholz认为Geist所说的联结包含了病人和分析师之间相互的爱的感觉，但是Geist和Herzog所说的联结不仅仅只有爱，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在演讲的结尾她说，我们对病人的那种特殊的爱是值得庆幸的。Teicholz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情感作为一种促进治疗过程的背景和基础，不是治疗过程中唯一的充分条件，还有很多种情感状态等待我们去探索。

感受是第一位的（e.e.卡明斯），而我们的工作中最需要的分析师的感受之一就是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