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9页，2016年第11卷-第1期

在艾米莉·卡尔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他人和自发性缓解：对理解疾病缓解和恢复力的启示

作者：Kathryn J.Zerbe，医学博士。

翻译：余菊

摘要

艺术家艾米丽·卡尔（Emily Carr，1871–1945）因其作为太平洋西北地区画家和作家的非凡成就而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获得了标志性地位。这篇文章描述了在卡尔的中年关键时刻，三位“重要他人”的到来如何帮助卡尔摆脱了严重的终身抑郁，并培养和激发了她的创造力。我认为卡尔在艺术上的生产力和心理恢复是由人际接触中所生成的连续的和累积输入所促进的。艺术家和她的缪斯之间形成的创造性伙伴关系具有类似于患者/治疗师组合的特征，从激发新的、更健康的适应，到通过内化重塑内部世界，再到促进和提升独特的才能。艾米莉·卡尔（Emily Carr）的这项心理传记研究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工具，使其进一步思考嵌入我们日常工作中的因素，这些因素会提高患者的恢复力、从疾病中自发康复，以及达成患者生活中的个人转变。

关键词：创造性伙伴关系；重要他人；中年；中年生活发展；缪斯；精神分析中的突变因素 ；复原力；自发性缓解；治疗作用

介绍

艾米莉·卡尔是加拿大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经过初始时期的学习和高生产力之后，多年来，她的创作能力一直被持续的抑郁症所阻碍。她的第二个艺术和文学成就的时期始于中年，当时三位“重要他人”（Galatzer Levy and Cohler，1993）鼓励了卡尔作为画家和作家的独特天赋，并帮助她兴盛。随后，她抑郁症的缓解和创造性的转变在两种不同的媒介上有了巨大的产出。案例表明，卡尔生命中的三位重要人物的偶然到来激发了卡尔，他们的关注、鼓励、及时的对抗和实际的帮助对于使这位艺术家摆脱严重的抑郁症和职业停滞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关键人物也帮助卡尔在个性、心理和创造力方面发展，使她的作品在她的祖国广为人知，在那里她获得了标志性的地位。数百幅充满活力的加拿大西部风景和土著人民的画作，以及七本自传书，共计近900页，将其塑造成了20世纪中期北美艺术独特而多产的贡献者之一，这一形象铭刻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尽管如此，她具有威胁性的潜力被认为是不为所知的和从未被培养过。在这篇文章中我断言，如果没有她的重要他人的投入、陪伴、建设性的批评和支持，卡尔的作品很可能永远不会取得成果，更不用说可以供人欣赏和进行持续的学术研究了。虽然这是我所知的艾米莉·卡尔的第一个心理传记肖像，但它广泛借鉴了许多现存的传记书籍、论文、章节和参考文献，试图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即她的精神障碍在中年时意外地得到显著地改善之后，她的个人和职业成长再次得到复苏。

理解卡尔在没有接受当今时代最常见的任何治疗（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精神分析）的情况下从抑郁症中“自发性缓解”，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个人发展和创造性变化，对分析实践具有明显的意义。这些包括但不限于更好地理解如何：（1）一个人最重要的人生成就可能会发生在生产力被截断或者受阻后的中年时期；（2） 抑郁症或其他情绪障碍的所谓“自发性缓解”可能比分析文献中所报道的更多，并且当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在生活史中仔细查找时，可能会发现有重要他人的帮助；（3） 治疗师/精神分析学家可能是培养和促进创造性发展和生产力的重要他人；（4）分析师的这种通常概念化的背景角色可能对一些患者的临床康复和成长影响最大。

以这种方式理解，作为“重要他人”，精神分析学家通过悄悄地促进个体的独特才能和能力，进一步促进患者的疗愈。由加拉茨-列威（Galatzer Levy）和科尔（Cohler）扩展的直观概念承认了其他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促进发展的作用。在扩展科胡特对“自体客体”这个术语的使用之后，加拉茨-列威和科尔观察到，这个词在精神分析学家中是如何保持一种隐含的原始的、前俄狄浦斯的含义和功能。他们强调了重要他人在后俄狄浦斯发展的影响——意识和无意识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减轻情感痛苦，修复自我，甚至有助于人类之间更健康的相互依赖。正是在重要他人庇护下所导致的成人蜕变的这些因素是我希望在卡尔的生活中所揭示的，并建议分析师当试图回答“什么对谁有用，为什么有用”这一问题时，这个概念值得进一步探究。

艾米莉·卡尔（Emily Carr）等历史人物的应用精神分析在我们的领域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批评的范围从得出结论的证据是如何简单化和过度主观，到甚至可能误导和扭曲精神分析的方法、目标和目的（Lawton，1988）。另一方面，心理学传记在执业精神分析学家的领域内外也有值得称赞的历史。它们有助于培养对名人生活的理解（Erikson，1958，1969；Valiant，1993），以及理解在天赋较低的人的生活中增强了“自我斗争、融合、差异化和真实性”的因素（Kavalier Adler，1993，p.58）。 

Kohut（1960年）在其关于该主题的开创性文章中指出，对应用精神分析价值的批评大多是学术性的，如果不是虚假的，因为该领域一直寻求将其见解应用于咨询室之外，并从中学习以扩大其影响力。Kohut（1960，1985）展示了心理学传记如何增强对重要个体的理解，阐述了心理分析知识，并解释了“特定的...集群...对正常的或者是特别的理想化自我功能的发展，维持和干扰”（Kohut，1960，p.583）。遵循应用方法可以为临床医生和非临床医生都提供很多帮助的观点，我相信心理传记研究也可以证明艺术家生活中可能存在着重要的但未知的二元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Gedo，1983；Zerbe，1987，1990，1992，1995），并成为讨论治疗工作中嵌入性疗效或者改善因素的跳板。用这种方法可以检查重要他人的消极和积极潜能，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无意识力量的理解以及创造性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对艺术家的促进发展不能像临床病例报告中那样进行评估。从心理传记中得出的结论具有类比和演绎性质。 

为了更充分地把握哪些因素是真正重新开始受阻生活的关键因素，心理传记是我们领域中持续进行推理和理论化的重要工具和数据来源。许多人，比如卡尔，都有所谓的疾病自发性缓解，作为分析家，我们假设发生了某些事情来形成这种转变，但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因为这些人通常不是我们的病人。也许是一次与重要他人的经历，为恢复和复原埋下了一些潜在的种子？相反，与重要他人的负面联结可能会对一个人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对“缪斯”（Tutter，在出版中）或“创造性伙伴关系”的研究强调了与重要他人建立的个人联系，这在培养心理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艾米莉·卡尔的生活就是一个例子。 

早期生活与职业发展

艾米莉·卡尔于1871年出生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是五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在她的父母从英国搬到加拿大之前，他们有三个儿子在婴儿期夭折，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普遍的悲剧。1875年，她有了一个小弟弟，但据传记作者称，艾米莉以母亲的名字命名，被认为是父母的最爱。卡尔的父亲决定在加拿大西部定居建立他的干货生意，起初很成功；后来，经济逆转和朋友的去世使他变得对宗教越来越虔诚（Tippett，1994）。 

艾米莉早熟，对时尚没什么兴趣，喜欢动物和户外活动，往往很害羞但很吸引人，尤其是对老年人。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深受母亲的慢性病、厌世情绪和孤僻的影响。艾米莉十几岁时，卡尔夫人死于肺结核。艾米莉·卡尔（Emily Carr）在她晚期的作品中透露，她一直是一个“矛盾”的孩子，她对自己的不同感到内疚和自豪，这一点几乎被她的陈述所掩盖，“我亲爱的娇小的妈妈勇敢地搏斗，于是我出生了，风暴在我的生活中从未平静过。我一直在颠簸、挣扎和冲击中”（Newlands, 1996, p.6）。 

卡尔的父亲于1888年去世，距离母亲去世仅晚2年。他给家里留下了巨大的经济资源，但也给艾米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情感创伤。尽管大多数学者得出结论，没有证据支持真正的乱伦，但似乎有什么东西打破了在这以前亲密的父女关系。这种伤害导致艾米丽在成年后的性亲密行为受阻。在自传体中，她讲述了自己在青春期后期觉察到父亲是如何对她变得“刻薄”和“残忍”的；在给她的朋友兼编辑伊拉·迪尔沃思（Ira Dilworth，我稍后将讨论的重要他人之一）的信中，她谈到了“野蛮讲述”，暗指她父亲与她讨论人类繁殖问题(Blanchard, 1987; Braid, 2000; Morra, 2006)。 

无论是什么因素可能导致了卡尔后来的崩溃、抑郁和即便是在生活好的时候的易怒性情，卡尔的绝望和情绪障碍都会加剧，如果不是因为疾病引起的缺乏持续的母亲的照顾（依恋中断），她母亲在她15岁左右去世，就是在2年后，她的父亲去世了（在个性化的关键时刻的丧亲之痛），以及在青春期创伤性的父女关系破裂（协调失败；虐待；可能的性侵犯）。 

尽管有这些创伤，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超自然的，卡尔的复原力都是惊人的。在一个年轻女性受教育还很少见的时代，更不用说为自己的抱负要求机会了，卡尔首先向她的姐姐和监护人索要学费和生活费，以便她离开加拿大去上艺术学校，当她被拒绝时，她向父亲的遗产委托人请愿。她成功了。在旧金山加州设计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她回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州市教授艺术，以便能够继续在欧洲学习。19世纪90年代末，她开始画温哥华岛上的森林，并独自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沿海地区画原住民（加拿大的土著居民）。她独自出国，就读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艺术学院，并在英国呆了4年多，表现出了非凡的独立性。卡尔的怪癖性格（包括易怒、喜怒无常、孤僻、自我批评和焦躁）在她这一时期的信件和后来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她对伦敦的人、气候、噪音和教育可能性都有不满，但她从以男性为主的艺术课上学到了她所能获得的东西。 

在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分析研究的目的；然而，她的精神崩溃最终导致她进入疗养院接受了18个月的强化治疗。她接受了当时的标准疗法，包括休息、按摩和早期形式的疼痛透皮电刺激，但几个月来，她仍然对自己的工作或其他人几乎没有兴趣（Blanchard，1987；Tippett，1994）。她有时通过画鸟和工作人员的漫画来保持情感投入。尽管她的疾病的确切性质永远无法得知，但一些当代传记作家将其诊断为她父亲的“野蛮讲述”所导致的转换障碍或神经衰弱，以及随之而来的任何性自由及其后果。她的症状也高度暗示了一种依赖性抑郁症（Spitz，1946；Blatt，1974，1998）或混合性的依赖/内向型抑郁症（Shahar，Blatt，and Ford，2003），表现为自我指责、退缩、执着、无力、冷漠和“放弃”。“她对父亲的认同（例如，生活在英国；她决心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与父亲之间充满冲突的内在关系，以及与家的物理分离预示着这是一场抑郁危机，而不是转换障碍或性焦虑。 

然而，卡尔得到了充分恢复，并在这一年晚些时候回到加拿大，打算继续她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学业和职业(Blanchard, 1987; Walker, 1990; Braid, 2000)。十多年来，卡尔在事业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尽管对她来说总是有经济上的挑战，但她指导学生们谋生，并获得了前往阿拉斯加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地区用水彩画这片土地的机会。卡尔的一系列描绘村庄、图腾柱和森林内部的作品不断扩展，并致力于要记录原住民的生活和艺术。 

当她发现自己的水彩画技术无法满足她对主题的热情，于是她前往巴黎，学习野兽派的“新艺术”。在巴黎学习是有代价的。卡尔再次与她所热爱而熟悉的加拿大分离，她抱怨大城市的拥挤。她又经历了两次抑郁发作，（环境自体客体）每次住院6周。她的作品得益于在瑞典和法国乡村的疗养期，在那里她练习用更浓烈的色彩作画。后来，她在1911年的秋季沙龙上看见了两幅作品，这让她有了确认的体验。回到加拿大后，她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部落的油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温暖而热烈，评论家们很快就看到了她作为当代法国画家的影响，并对此发表了评论。 

41岁时，卡尔已是温哥华的知名人物，她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并教授了一批学生。她还经常独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荒野中进行写生旅行，这在她那个年龄是最不寻常的做法。她有一种无畏的精神，旨在捕捉这片土地的精神内核，并描绘温哥华岛上的夸扣特尔（Kwakiutl）村庄和海达瓜伊岛（Haida Gwaii，原名夏洛特皇后群岛；Braid, 2000; Lamoureux, 2006; Stewart and Macnair, 2006）。身体上的困难和危险比比皆是，但当她乘坐汽船、独木舟、摩托艇，带着牧羊犬徒步穿越加拿大荒野时，她并没有因此而胆怯。 

当她没有被选中去装饰维多利亚州议会大厦的一个翼楼时，她出售和展示更多艺术作品的目标破灭了。卡尔曾希望她的土著村庄、图腾柱和这片土地的画作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记录这些很快被现代社会所淹没的生活方式。尽管她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比她后来的画作更为现实，但政府官员认为这些画作过于抽象，他们更想要类似照片的方式来记录历史。尽管卡尔在温哥华举办了几次展览，但评论褒贬不一，到1913年，她决定不能以艺术家的身份谋生。直到1927年，她在维多利亚州作为一名女房东和陶艺家过着一种贫瘠的生活，在她后来的自传故事集《各式各样的房子》(a House of All Sorts, 1942)中纪念了这段悲惨的时期。 

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卡尔有着可观的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她在1913年至1927年间仅创作了20幅作品。虽然她确实认识了来自西雅图的艺术家，并被委托为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St.Francis Hotel）的装饰板作画，但她的沮丧情绪与日俱增。尽管一些传记作家和她的作品权威人士将这十五年视为一个休耕期，在这段时间里，卡尔的作品尽管产量减少，但是呈现出新的形式，她的自传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图景（Dawn，2006/2007）。55岁时，她还是没能成为她渴望成为的成功艺术家，也不热衷于出售她的陶器，因为它“愚蠢”、“廉价”和“扭曲”（Carr, 1946/2005, pp. 280–281）。 

职业受阻和没有获得所渴望的认可，这可能是她的传记作者记录的抑郁症症状的原因。艺术家在孤独、愤怒和沮丧的爆发、受挫、退缩、冷漠和绘画作品的减少中挣扎。一个亮点是她对动物的热爱，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她养了很多动物，包括狗、猫、鸟、花栗鼠、老鼠和猴子。在她死后出版的自传《成长的痛苦》（Growing Pains，1946/2005）中，卡尔深刻地反映了她被“拒绝”的这一时期，因为“人们不想看到表面下的东西”（p.277），因此她被打败了，“现在没有时间也不想画画。15年以来，我不画画了”（p.281）。

走近埃里克·布朗：第一个重要他人

1927年，时任加拿大国家美术馆馆长的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一步研究土著人民的艺术，并为渥太华国家博物馆的一场大型历史和当代加拿大西部艺术展览挑选展作。民族学家马里乌斯·巴博（Marius Barbeau）热衷于保护在加拿大西部被认为正在迅速消失的本土艺术，在看到卡尔早期描绘的许多图腾柱、印第安村庄和土著肖像的例子后，他敦促布朗结识卡尔。 

巴博被这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女艺术家的想象力所打动，当地人显然非常喜欢她，让她在他们中间扎营，并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巴博经常去卡尔的工作室，买了她的作品，并说服布朗去看她（Hirsch, 1978; Shadbolt, 1979）。在卡尔的日记和后来的出版物中，没有哪位支持者像埃里克·布朗那样充分推动了她的事业向前发展，她后来写道，埃里克·布朗“喜欢我，对我的作品很好”（Morra, 2006, p. 225）。 

布朗最初试图与艾米莉·卡尔取得联系，但遭到拒绝。尽管最初卡尔脾气暴躁，拒绝说话，但布朗坚持了下来。在妻子的陪同下，这位策展人终于来到卡尔的家中，被他随即视为“有力的和新颖”的“海量”作品所“淹没”(Tippett, 1994, p. 140)。他向她保证，她的作品将与东部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受到一致的对待，并立即开始安排她在在1927年12月在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西海岸艺术展：本土与现代”的展览上展出。

布朗要求在展览目录中出版一本简短的自传。对于卡尔的个人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她乘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东行访问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时，他坚持将她介绍给“七人画派”的艺术家成员。布朗发现，只有在这位艺术家认为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个潜在转折点时，卡尔才表现出兴奋感。卡尔很快就有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供人展出和出售，而此前一直对她的野心不屑一顾的姐妹们，现在也团结起来提供了一些额外的经济和情感支持。 

由于与布朗的相遇，卡尔对自己和其作品的体验似乎很快发生了变化。正如直到20世纪晚期，精神分析一直倡导个人自主性作为心理健康的顶峰，艺术成就也被错误地视为一种自我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体客体或重要他人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维持中的作用。加拉茨-列威和科尔将“重要他人”定义为“我们对环境中的他人和实体的一种体验，这些体验支持了一个连贯而充满活力的自我及其发展的感觉”（第3页），他们将Kohut对自体客体体验的定义扩展为包括持续的，终身的自我体验和对在生命中持续滋养自我的某个客体的体验。他们认为，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那些必要的、成熟的人物时，他们的成年阶段的发展才会继续，这些人物的“自我支持”“始终是他人和实体整体经验的一部分”（1993, p. 347）。

布朗在卡尔中年时及时进入了她的生活，当时卡尔的绘画创作正处于低谷，而考虑到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她也不太可能与其他可能成为导师，支持者和重要他人的艺术家建立联系，布朗显然为她日渐衰弱的自我意识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他还确保她的绘画将被带到更广阔的世界，并意识到卡尔拥有一群像她一样的艺术家的同行的价值和需要，她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也可以鼓励她的创作。通过布朗认识卡尔的艺术家们被她的艺术才能所感动，并发现了有她的陪伴很有趣。 

正如加拉茨-列威和科尔进一步指出的那样，

要想成为导师满意的重要他人，一个门徒必须具备合理的天赋水平，并接近于实现导师的一些幻想，这些幻想可能从个人延续到下一代，到受人敬仰，再到允许替代性地参与年轻人的成就。（1993，p.296） 

1934年，63岁的卡尔在全国享有一定的声誉， 她知道她的作品已经获得了同行和收藏家的认可，卡尔称赞布朗是鼓励她重返绘画的第一个支持者。她告诉布朗，“我一直，也将永远感激你，感谢你把我从绝望的泥沼中拖出来，让我重新开始创作”（Udall，2000，p.295）。

两人之间偶尔会出现紧张而有限的交流；众所周知，这位艺术家有时会心血来潮，甚至抛弃密友和支持者，这表明了她童年时期的丧失和残余的焦虑所带来的影响。尽管有间断，布朗和卡尔还是修复了他们的联系。直到1939年卡尔去世，尽管她还有其他缪斯鼓励她，但布朗仍继续在信中鼓励卡尔，有机会就去拜访卡尔，并在演讲中向公众宣传她的贡献。布朗还安排了许多展览，并促成卡尔画作的私人销售，帮助卡尔在经济上维持生计，并在大萧条期间继续从事艺术家的工作。布朗和卡尔十多年来保持的成熟的职业相互依赖和个人关系，引向了这位艺术家的持续繁荣。 

遇见劳伦·哈里斯：第二个重要他人

当卡尔前往参加加拿大西海岸艺术——本土和现代的艺术展的展品时，她有机会与七人画派的一些成员会面。卡尔的期刊《成百上千》（Hundreds and Thousands，1966年）颂扬了她在研究杰克森（A.Y.Jackson）和亚瑟（Arthur Lismer）的自然画作中的色彩范围和表达深度时感到多么激动，这两幅作品以强烈、广泛的色彩、戏剧性的线条和简单、大胆的形式吸引了她。卡尔（1966）用近乎宗教的口吻感叹道，这些作品“讲述了我的灵魂，奇妙而强大，它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内心深处的和弦被触动了……有什么东西从某个地方召唤出来。我内心的某种东西正试图回应”（p.657）。 

尽管小组成员表现出的友善和尊重深深地打动了她，但事实证明，1927年卡尔与劳伦·哈里斯（Lawren Harris）的会面对卡尔作品主题的重新定义是十分有帮助的，并巩固了她此前从未得到的情感上的自信。哈里斯是一位财富继承人，是七人画派其他成员的赞助人和领袖，他成为了卡尔的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在多伦多的家中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后，哈里斯开始与他的新女同事通信。卡尔在她的书《成长的痛苦》（Growing Pains ,1946）中详细解释了哈里斯是如何看待大自然中的深层精神的。她可以和他谈论别人眼中的“琐事”（p.307），因为哈里斯有一种深入了解人性和自然的精神向往，这一愿景与卡尔早期的愿景相似。在谈话中，他向卡尔解释说，对他来说，“种族、肤色、阶级和社会地位在现实中毫无意义；只有灵魂的品质才是最重要的。深爱甚至超越了灵魂的品质”（p.308）；他因卡尔对印第安人的热爱而感动和成长。 

在信中，哈里斯和卡尔之间良师益友的关系迅速发展。尽管得到了七人画派的认可，卡尔仍然倾向于贬低自己的作品。哈里斯反复叮嘱卡尔不要贬低自己，并在一封重要的信中提醒她，

在艺术中……没有进化；风格、手法和表达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早期的绘画大师也没有被超越。现代艺术家根据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和态度来进行创作。伟大的艺术作品在昨天、今天和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努力做自己，深深地做自己；然后进入伟大的艺术领域（p.307）。

她被哈里斯绘画中质朴的美和简单所感动，也被他的心理洞察力和慷慨的精神所感动。当她回到西方后，她开始重新绘画，最初将原住民的传统、村庄、领地和精神实践作为她的存在理由（Moray，2006）。她知道到这些地区旅行将是艰苦、孤独和危险的，但这并没有消减她对此的精力。她喜欢挑战，并试图从哈里斯的工作中汲取灵感，培养自己的风格。她充分评价他简化的树木，将其形容为“脱色的，美妙的，在纯洁中放纵，它们太奇妙了”，并唤起了长期压抑的舒适和舒缓的概念。她在计划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森林作画的旅程时写道，“我想，也许我会在这里找到上帝，那个我一直渴望但未能找到的上帝”（Newlands, 1996, p. 32）。 

在《成长的痛苦》中，卡尔将哈里斯归功于让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对第一民族主题的绘画，而是更直接地转向了她在加拿大森林中发现的活力和敬畏。在他们详细的通信中，哈里斯一直是她的鼓励者和预言者，包括在他对她的作品的观察中和批评中，他都对他大加赞赏。哈里斯的信件中也有一种治疗性的痕迹，其价值至少与他的作品的美学影响一样大；他提醒卡尔，要“进入创造性生活”，一个人必须要找到并保持“自我信赖、积极信念，学会看到内心斗争背后的逻辑……（继续）”（p.310）。 

哈里斯还反驳了卡尔绝望、冷漠和自我批评的自然倾向，他在信中写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让暂时的沮丧、孤独或任何其他感觉干扰你的工作……记住，当沮丧时，会有一种快乐和颓丧的节奏；我们要通过创造性的努力来激励它”（p.310）。当她考虑一个新的开始或一个新项目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建议谨慎行事或者居功自傲，而是写道，“听起来不错。偶尔的改变对创作是有好处的，可以激发新的观点，或者刷新旧的观点”（p.311）。卡尔直觉地了解到，如果她要克服自己的焦虑，就需要一个这样的支持者， 并与她的读者分享到，“他就这样鼓励我，给了我勇气”，如果没有这些，她就是充满“绝望和困惑”的“泡沫”（p.309）。因此，哈里斯似乎具备了多种因素的组合——慷慨、个人兴趣、以及建立和维持有意义的联系的独特能力，卡尔需要这种联系以“试着纠正我的错误”（p.308）。 

因此，艾米莉·卡尔迎来了这样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不仅从抑郁症中得到了实质性的解脱，而且在她本身变得富有创造力和独创性。在某种程度上卡尔追随了哈里斯的脚步，结合她从其他现代艺术家的研究中汲取的见解，她简化了自己的形式，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例如，为了捕捉树木的运动，她仰着身子，变换姿势和位置，以便进一步瞥见到她孤独的、强大的、萦绕不去的、被遗弃的人物的扭曲但情感共鸣的准确形象。尽管她厌恶公开演讲，但为了支持她的销售和传播加拿大新艺术，她也不时地做讲座。1927年，哈里斯给她的信件中写道，“你是我们中的一员”（Newlands，1996，p.30），在信中，哈里斯也将她视为与他人一样平等的人。 

在哈里斯的支持下，这一戏剧性的“自我体验的变化”突出了加拉茨-列威和科尔（1993，p.294）发现的评估中年人格成长的几个重要功能。在某些方面，哈里斯扮演了导师的角色，并完全将卡尔视为一名同伴，非竞争性地、慷慨地鼓励卡尔，尽管当他们见面时，她显然是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他们的通信和不频繁的会面实现了相互依赖，这是“重要他人”功能的另一个标志，即使卡尔在自己的写作中承认，她“经常脾气暴躁（原文如此），不友善”（p.311），这种相互依赖也能让卡尔继续创作。尽管卡尔的痛苦减轻了，但她仍可能会粗鲁无礼，伤害他人，而哈里斯在这种情况发生时也毫不避讳与面对她。在哈里斯以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告诉她不仅要写信告诉他她在做什么，还要告诫她要向他寻求精神上的宣泄。他解释道，“给我写信，把你的心事说出来……当你感觉到叛逆、愤怒时，给我写信——”（p.311）。

尽管她的易怒很可能是抑郁症的残余，但她开始以如此高的水平发挥自己功能的事实表明，当她开始从哈里斯提供的环境中获得安慰和支持时，作为她标志性症状的无能、绝望、退缩和冷漠都消散了。随着她的情感和社会孤立感的消散，一个更加有效的和整合的自我蓬勃发展；慢慢地，她开始信任他人，并感受到情感上的依恋和社会归属感，尽管她不稳定情绪和孤独感仍会不时回来。

心理分析师埃米·古特（Emmy Gut，1989年）将哈里斯这样为卡尔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提供的帮助，称为为“非正式急救”。古特发现了正式的心理治疗与“非正式急救”之间的很多相处，他们都将个体从“无价值的”抑郁状态转为“有价值的”抑郁状态。新的学习、更好的沟通、“敏锐的倾听和中肯的提问”（p.210）、被认真对待以及在必要时允许抑郁症患者退出是帮助抑郁症患者的先决条件。承受悲伤和焦虑，找到一个安慰的地方，对于让抑郁症患者从“无价值”恢复到“有价值”阶段也很重要。劳伦·哈里斯（Lawren Harris）似乎也直观地理解了卡尔需要在加拿大的森林中长期工作，她告诉卡尔她的决定和选择对她有益，从而帮助她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带着庞大的动物饲养场，她尝试新的形式，开始探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森林保护区。欣赏不已的哈里斯在回想她古怪的生活方式时，简单地回了一封响亮的回信，“好极了！”（p.312）。

卡尔现在最著名的那篇文章的著作就来自这一时期。作为一名精致、独特的调色师，卡尔发明了一种用汽油稀释房屋涂料的方法（因为汽油对她来说更便宜），并用它来大胆的描绘非凡的，丰富的树木、森林、海洋和天空。哈里斯作为缪西敦促卡尔采取新的阶段和创新。从而增加了非诠释性的，但高度具体的干预措施，这被认为在当代精神分析中的心理改善至关重要（见Bacal，1998；Bacal and Carlton，2011），因此正如她所出版的作品中所提到的那样，哈里斯有时会对她的经历进行解释。例如，在1933年出版的遗刊《成百上千》中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她对哈里斯的看法，这与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心理动力学工作中最重要的因素类似——思考自己想法的能力(Stein et al., 2000; Ferro, 2002)。卡尔解释道， 

你不必指望劳伦·哈里斯替你思考。他建议，如果你感兴趣，就让你去问问题，并耐心地、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温柔地推自己一把，让自己去思考。(Carr, 1966, p. 716) 

对她贴近情感体验的诠释，以及随着她对自我贬低倾向的温和对抗的发酵，提供了类似心理治疗存在的另一个方面，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一种希望通过深入理解来帮助另一个人的普遍体验（Searles，1975）。因此，作为重要的他人，哈里斯使得卡尔能够通过协调、觉察、核对、鼓励和对抗，在她的创作中采取下一个重要步骤，Bacal（2011）将这一过程概念化为“最佳响应”。通过创造空间，甚至鼓励表达自己的想法，哈里斯表达了对卡尔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真正信任，而卡尔并将其转化为她的纸上作品。 

与艾拉·迪尔沃思一起书写：第三个重要他人

艾米丽·卡尔（Emily Carr）的书的编辑是艾拉·迪尔沃思（Ira Dilworth），他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也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广播电台（CBC Radio）的地区总监。两人结下了真挚的友谊，这段友谊被记录在信件中，并成为最近的学术研究的主题（Morra，2006）。迪尔沃斯的角色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指导过程”，而且是一个深刻的个人角色，“对她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深远的、无法估量的影响”（Morra，p.3）；由于他们的通信涵盖了卡尔生命的最后5年（1940-1945年），因此迪尔沃斯可作为晚年重要他人的角色来进行研究。 

尽管卡尔在最后几年仍继续画画，但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和中风，她离家旅行的距离和时间都变得越来越短。由于疾病和漫长的恢复期，她只能卧床休息，与此同时她在写作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出口。她参加了一些早期的写作课程，并写了多年的个人日记。

卡尔天生的叙事倾向被糟糕的拼写和语法所破坏；如果她要出版，她需要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迪尔沃斯最初接手了这项工作，因为他相信卡尔对加拿大文化的重要性，这在他们的友谊中得到了确认。由于他的赞助，她的自传体作品在加拿大大受欢迎，并为她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名气，这是未曾通过她的艺术所实现的（Shadbolt，1979；Thom，2006）。事实上，大多数加拿大人第一次了解卡尔的生活和作品是通过迪尔沃斯成功仲裁的广播读物。 

到了70多岁，卡尔的自我协调和爱的能力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她向他吐露，“去爱我最好的朋友……尽我喜欢那样去爱他们”对她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变化的体验，她得出总结说，她对迪尔沃斯的爱尤其特别，“有点像母亲的爱”，而她所体验到的迪尔沃斯对她的爱“像父亲一般”对女儿的爱（引自Morra，2006，p.160）。尽管卡尔防御性地将对他的消极和色情性移情从她的意识中推开，但她并没有否认迪尔沃斯对她的成长的重要性。 

迪尔沃斯是同性恋，没有孩子，对母亲很忠诚，两人的年龄相差20岁，所以他们不太可能是恋人。然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复杂的、相互的，正如信中所反映的那样，也是“理智的、情感的、精神性的，甚至有点色情色彩”（Morra，2006，p. 15）。由此推断，他们合作产生的出版物是他们全心全意，和毫不掩饰地关心的“孩子”；就迪尔沃斯而言，对其门徒作品的忠诚照顾在卡尔去世后仍然持续了20多年。 

迪尔沃斯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克莱·怀克》（Klee Wyck，1941），被如今卡尔的传记作者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她早期与土著人民关系的小说。卡尔发现和迪尔沃斯的编辑过程令人振奋，也让自己感到解放。《克莱·怀克》的出版赢得了著名的国家奖项，并在加拿大获得了赞誉，迪尔沃斯在她去世前帮助她出版了《小卡尔之书》（The Book of Small , 1942/1993）和《各种各样的房子》（The House of all Sorts , 1944）。由于有更多的作品要出版，但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卡尔任命迪尔沃斯为她的文学遗产执行人。《艾米莉·卡尔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Emily Carr ，1946）和《千千万万：艾米莉·卡尔的日记》（Hundreds and Thousands: The Journals of Emily Carr ，1966）在迪尔沃斯的编辑授权下于卡尔死后出版。在所有这些作品中，现在的学者们认为卡尔是在描绘她自己、她的家人、她的旅行、她的情感挣扎以及她成年后人际关系的肖像，这些肖像在情感上是准确的，因此具有启发性，但并不总是完全真实的。然而，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作者有意识的回忆和无意识的动机、冲突和敏感性，这是一个来自艺术家的不寻常的、有价值的具体数据来源，它们增强了传记事实和对她个人和职业生活选择的推测。 

在迪尔沃斯的帮助下，卡尔修改了自己的叙事技巧和个人故事， 在卡尔艺术活力日渐衰退、死亡近在咫尺的时候，写作过程对她来说是一种治疗。也许严重的抑郁症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再次复发，她的写作仍然有成效，丝毫不减，因为迪尔沃斯未卡尔提供了滋养，保护和被爱的感觉，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饱受丧失、创伤和严重抑郁症困扰的人，对这些感觉有治疗性的反应。（Blatt and Behrends，1987；Shahar、Blatt and Ford，2003）。就像那些有助于分析的“安静”的因素，迪尔沃斯的存在促进了正常的成长过程的进行，并促进了长期存在的精神病理学的进一步转变。这发生在死亡即将到来之际，最坚强的人也会因为必须面对自我的丧失而动摇。迪尔沃斯对卡尔的情感和卡尔对其依赖的安全感使她在晚年生活中站稳了脚跟，并帮助她投身于新的创造性作品，本质上，对抗封闭系统是精神病理学的一个标志，也为形成一个更开放的系统提供了框架（Settlage，1997）。 

迪尔沃斯编辑的书没有最近出版的信件那么具有启发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在任何亲密的友谊或创造性的伙伴关系中预期到这一点。然而，《小卡尔之书》（1942）对于从心理学角度理解这位艺术家的成长和韧性尤为重要，因为在这本书中，卡尔将童年的自己命名为“小卡尔”，并成为了童年的自我。她来回徘徊在一个小女孩“小卡尔”的，到以成熟女人的视角观察和评论她少年时期的幼稚的滑稽动行为。在她写给迪尔沃斯的信中，书中描述的活泼的孩子“小卡尔”变成了迪尔沃思的“被监护人”，她是粘人、不那么无忧无虑、依赖、脆弱的、真实的，但仍然带着“小小的”的绰号。卡尔在一封信中透露，她允许迪尔沃斯进入她的心灵深处，因为“我们对彼此的爱就像深如海洋般的友谊。” 

卡尔和迪尔沃斯之间数百封信件的大量通信传达了她对他作为朋友、编辑和知己的深厚信任（Morra，2006）。她还坦率地写了自己多年来对其他人的失望。然而，当卡尔扮演“小卡尔”的角色时，迪尔沃斯不仅仅是一个知己和安慰者，更是一个经验的积极诠释者。例如，迪尔沃斯支持卡尔将“小卡尔”作为一种文学和个人创作来发展，帮助卡尔塑造了她有意义的个人叙事和新发现的自我意识（Gilhooley，2008）。从当代精神分析著作的角度来看，卡尔-迪尔沃斯之间的私人关系具有心理治疗关系的许多特征，其中新的开放性和信任允许更充分的现实和韧性得以显现，“富有即时性、真实性、情感性、相互认可和亲密性”（Frank，2005，p.49）。此外，通过培养卡尔关于自我状态的写作，迪尔沃斯帮助治愈了他们之间先前保持的否认的垂直分裂（Goldberg，1999）。 

正如迪尔沃斯在所持有的信件中听到的卡尔的“小卡尔”和成年女性一样，他承担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治疗功能，当我们将自己的角色概念化，以促进人格的分裂部分更容易和开放的交流时，这是精神分析所熟悉的功能。个体对“被保留的否认的材料……有绝对的需求，直到一种关系出现，在这种关系中，个体可以，至少是暂时的，吸收，连接或者满足这个单独的部分”（Goldberg，1999，p.111）。在对她的回复中，迪尔沃斯填补了这一“绝对需求”，并表现出了神入的共鸣，促使卡尔继续写作。毫无疑问，这是卡尔和迪尔沃斯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因为他能听到卡尔“成人中的孩童”，并使她的主体性的部分得以成熟地蓬勃发展。特别的是，她喜欢向迪尔沃斯讲述那些不符合当代社会规范的情感和态度，尽管她知道这对她来说是真实的，但对他人来说却是却疏远的。 

通过给予卡尔职业生涯中实际的帮助，卡尔承认，迪尔沃斯是她有过的最亲密的朋友，他提供了比布朗和哈里斯更大程度的个人关联性和真实性。迪尔沃斯是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更接近心理治疗师，因为他对卡尔在她的作品中回忆和再现的个人历史更为了解。通过不加评判地倾听她的叙述，迪尔沃斯成为了她内心体验的“见证者”，波兰（2000）将其描述为对治疗行为至关重要的方式，因为在她讲述过程中，迪尔沃思“在场”，能够承受她强烈的情感状态，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到的。  

随着卡尔生活中每一段与重要他人关系的成功，亲密关系和信任的深度都在不断提高。这与在连续的心理治疗经历中有时会发生的情况类似，在这种经历中，个体获得了显著的收益，但发展需求持续存在，个体逐渐能够暴露更多的自我，并与更困难和危险的部分进行斗争，迪尔沃斯将保护“小卡尔”作为一件乐事，这个过程暗示了每一位参与者为对方都提供了明确的移情角色。卡尔透露，她不仅珍惜他的保护者、父亲般的存在，而且有时感觉到对她的保护者而言，自己是母亲般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情感表达的深度和复杂的移情体验的自发出现，允许心理弹性和创造性成长得以继续进行，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抑制了衰退和抑郁（Settlage，1997）。 

讨论：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的重要他人

在艾米丽·卡尔恢复创造力和缓解抑郁症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三个重要他人提示了心理治疗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改善因素，这是分析学家和心理动力学研究人员在理解心理弹性和治疗恢复时仍在努力解决的问题。通过含蓄地向这位艺术家传达她有天赋，并明确地帮助她完成任务，进一步促进她在世界上的突显和知名度，卡尔的创作伙伴们提供了一种自体客体体验和真实的客体关系，从而削弱了她的精神病理。传记证据还表明，哈里斯和迪尔沃斯了解卡尔的心理需求，并积极诠释了她的自我体验，将通常设想的重要他人的基本角色扩展至更类似于分析的“黄金标准”，其中，觉察和个人叙事的建立对于促进发展进步至关重要(Poland, 2000; Stein et al., 2000; Abend, 2001)。这些特殊的心理治疗功能可能服务于个体的普遍需求，从而导致思想和感觉的重新融合，个体作为某人重要他人体验的一部分时，可能没有有意识地调谐，但在其功能上是决定性的。 

艾米丽·卡尔的生活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除了社会环境中偶然的根本性的变化之外，一段有益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重要，它对个人和职业的成长至关重要。布朗、哈里斯和迪尔沃斯在卡尔的工作中给予了切实的帮助，这本身就是对卡尔的一种肯定，并带来了其他实时的积极体验，使的卡尔的生产力得以蓬勃发展。在恰当的时刻，正如她的日记、故事中，以及认识她的人生动地看到的那样，这三个人提供了纠正性地对抗和引导，从而激励了她。类似于有些陈腐的临床智慧，“在每次分析之后，病人变得更容易治疗” ，因为已经建立了立足点，卡尔与迪尔沃斯的关系使得个人解脱和自我揭示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因为它建立在先前两段关系的基础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艾米丽·卡尔的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心理成长，尽管她的“帮助”主要由分析环境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组成，正如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卡尔与她每个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的突变效应。而且，通过促进她的艺术，她的缪斯促进了卡尔将她的创作性作品带入生活，并获得了任何从中有可能得到的治疗收益——在疗愈的过程中，创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积极因素。 

当代神经心理分析的观点也指向卡尔与三位关键人物中的每一位的关系中内隐体验层面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大部分治愈过程都发生在大脑功能的无意识水平；在刺激如此姐姐你他们的体验时，解释，创造性的个人叙述和认知掌握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我们的病人注意到。显著的治疗作用往往发生在隐性层面，当“有机会对他们的症状进行有意义的叙事解释……可能是治疗过程疗愈的本质”（Gilhooley，2008，p.210）。艾米莉·卡尔重新成为艺术家和作家，正是出于这些原因。通过重视她的工作，在关键时刻给予共情和希望，并内因地理解她的需求并填补空白，布朗、哈里斯和迪尔沃斯可以说为卡尔提供了特定关系中的最佳响应时刻（Bacal，1998；Bacal and Carlton，2011），这使改变得以发生。我们不可能知道是什么因素引起了任何非线性系统中的重大变化，但在艾米丽·卡尔的一生中，艺术和个人的转变肯定是由她从三个截然不同的重要他人那里收集到的，这些人以高度个性化和具体的方式支持并激励了她。 

重要他人对自发性恢复的影响

在博伊斯基（Boesky，2014a，2014b）发现诺曼·里德（Norman Reider, 1955）关于这个主题的一篇关键论文之前，精神分析电子出版网站搜索显示，只有一篇文章(写于1950年)是关于严重精神疾病自发缓解的，还有五篇是1977年以前写的，主题是精神病、癌症或健忘症的自发缓解(Robbins, 1937; Cohen and Lipton, 1950; Berliner, 1951; Boverman, 1955; Booth, 1977) 。在六份报告中的五份报告中，某个人的死亡阻碍了患者的成长，或者一名似乎支持患者成长的新对象的到来（例如，一名体贴的护士或活动治疗师的到来），对患者病情改善的试探性理解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例如，科恩（Cohen）和Lipton（利普顿）（1950）报道了三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母亲去世后的自发性缓解。患者的母亲都积极参与他们的幻觉和妄想系统，并与他们的孩子（患者）共生。通过邀请重新评估莱德尔（Reider）通过自我强化机制和环境中对象的变化对自发治愈的观察，博伊斯基得出结论，“现有的解释不足以”（p. 417）“澄清、细化和区分令人生畏的多样性和大量前期的子变化的复杂性，而这些前期的子变化预示着更持久可见的变化。（p. 439）。我猜测，患者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有时不仅仅是作为分析师的我们自己，可能是重大改变的关键，因为提供了自我支持，减弱了病理性的依恋和迄今为止创伤性的认同。 

鉴于医疗疾病的显著“自发”缓解率，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精神分析学家很少对这个话题进行研究。在上述三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案例中，破坏性关系对自发缓解具有明显的负效价，患者只有在那个人死亡后才获得解放。根据我文章的论点，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在这些患者中，通过死亡消除灾难性人物能使患者个体化，并找到“对不那么刺激和挑衅的现实的适应”（Berliner，1951，p. 649）。 

和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一样，卡尔的病情得到了部分缓解。她易怒、沮丧、偏执和苛刻的倾向一直伴随着她（Blanchard，1987；Tippett，1994；Braid，2000；Dawn，2006）。尽管布朗、哈里斯和迪尔沃斯的心理援助帮助她有了一份职业，并对在加拿大受到的欢迎感到满意，但即使是他们也无法摆脱她举止中可能会疏远他人的终身抑郁的一面。尽管如此，他们的存在帮助卡尔克服了“客体表征受损导致的抑郁易感性”（Blatt，1974，p. 148；另见Arieti and Bemporad，1978），并以一种类似治疗的方式使这位艺术家能够“解决早期丧失、虐待和职业拒绝所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情绪”（p. 151），解放她，让她自主工作，象征性地工作，并与他人保持足够的互动，以避免不断疏远朋友或家人——所有这些都是人格更加完整、客体更加稳定以及解决严重情感障碍的标志。 

治疗作用

正如最初设想的那样，其他基本功能支撑着自我，尽管根据加拉茨-列威和科尔（1993）的说法，这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个体为他或她自己接管了这个功能。在这方面，重要他人可以说类似于科胡特所说的成熟的自体客体体验，在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至关重要，但可以追溯到一个人最早的婴儿时期。我建议，当一个人审视一个人的生活，比如艾米丽·卡尔，要看到与重要的、有帮助的其他人交往所带来的显著变化，扩大对重要他人角色的定义或理解，以包括其他人在一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实际、具体的个人角色。换言之，后俄狄浦斯在个人客体的庇护下蓬勃发展，这个客体实际存在于一个人的生活中。这个客体不仅仅是“他人的体验，对环境中实体的体验” （Galatzer Levy and Cohler，1993，p. 3），而且是一个真实的人，其影响力、权力、才能、爱和理解都积极地、非嫉妒地投入到这个个体中。二人关系中的双方都必须经受住伴随着成功而发生的规范性失调，并将他们的关系体验为持续的共同生产力和增长的平台，而不是出于嫉妒、贪婪或竞争而放弃这种关系中存在的潜力。

精神分析学家已经澄清，简单地将这些分析属性贴上“真实关系”或“纠正性情感体验”的标签是误导性的，无论这些属性是在重要他人或自体客体的范围内表明。在精神分析，以及在个人进化的展示中，例如艾米丽·卡尔，具有治疗作用的是“持续的个人（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新涌现的关系”（Frank，2005，p. 49）激发了新的增长。这样的心理传记画像消除了一些治疗变量，这些变量经常被临床医生们在讨论什么对于在咨询室中的客户是有效或者无效的因素时所提及。从本质上讲，为另一个人提供转换功能的人必须具备“情感真实性、相互认可和亲密关系的即时性和突发性的品质”（p. 50），而这些品质目前在治疗环境中几乎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这本心理传记中所展示的那样，重要他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以便他们在被召唤时能够提供实际的帮助并表现出对对方的关心。他们不仅仅是我们过去在分析中考虑移情关系中的替代品。也提示了分析师向患者传达的内隐和外显的信息。 

你有能力改变你的生活。在我的陪伴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我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我可以和你一起分担。我能做的不仅仅是和你一起行动(比如付诸行动那样)，或者提供一些你没有的东西。你们的创造力和进步并没有引起我心中的嫉妒或破坏，因为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创造力和你的创造力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促进你的工作。我们拥有共同的人性特点。（M.Bornstei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15） 

情感的可获得性，可以提供“积极的干预”(Killingmo, 1989)，帮助纠正缺陷，并且，在原则上认识到病人的需求在本质上并不总是幼稚的，而是可能预示着一个新的和可持续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为回归到生活的本来面目肩负着责任，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属性，它迅速和无可争议地改变一个人的动态内部世界的能力，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  

结论

艾米丽·卡尔作为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画家和作家，其惊人的作品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都获得了标志性的地位。这篇文章描述了三位缪斯——“重要他人”(Galatzer-Levy and Cohler, 1993)在中年关键时刻的到来，如何帮助卡尔摆脱了严重的终身抑郁，并培养和激发了她的创造性产出。如果没有她的三位缪斯的具体支持、鼓励和实际帮助，她那些如今因为对孤独女性生活的独特叙述，和对沿海荒野景观的描绘而受到赞扬的毕生作品，就永远不会蓬勃发展。

我认为，如果没有与重要他人响应性的连接，卡尔的创作力和从严重抑郁症中“自发”的心理缓解很可能不会发生。创造性伙伴关系的功能类似于心理治疗关系。艾米丽·卡尔的权威画作和自传，她的技术创新，以及不断增强的个人弹性，如果没有每个导师在中年特定的偶然时刻的累积影响，是不可能实现的。 

心理传记观察对心理动力学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就像在艾米丽·卡尔和她的“重要他人”的生活中一样，这些研究可以揭示一个关键人物往往不为人所察觉的幕后角色，他们可以帮助个人克服严重的心理障碍，同时磨练重要的才能(Zerbe, 1987,1992)。所谓的严重疾病的“自发缓解”需要心理动力学导向的临床工作者进行更多的研究，他们致力于理解治疗关系的治疗因素。缪斯或导师提供的基本要素从临床医生通常描述的，随着两人亲密关系的加深而演变的非解释性干预，到包括理解的深度，类似于临床环境中的诠释。一个案例表明，当个人外部世界的重大变化是由重要他人的到来和照顾引起时，创造力和治愈就会发生。这个人必然慷慨大方，不嫉妒受保护者的才华。随之而来的合作带来了艺术家生活中新的、更健康的适应能力和更强的弹性和创作力。 

艾米丽·卡尔的传记进一步证明，当一个人幸运地在生命的连续时期拥有不止一个缪斯时，它们的影响可能会结合、建立和加深，从而见证了一个显著的和意想不到的酝酿过程，这个过程导致额外的心理成熟，就像在心理治疗的不同阶段中看到的那样。缪斯或重要他人的角色也值得精神分析学家研究，因为正如艾米丽·卡尔的案例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对卡尔的投入可以导致一种看似“自发”的疾病缓解，并使得卡尔在中年时产生创造性的和富有成效的迸发。心理传记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使精神分析学家能够抓住在二元关系中对于个人转变最重要的东西，并鼓励临床医生对生命周期中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任何量级的积极变化都保持谦虚和希望。 

致谢

本文的早期版本已在捷克IPA精神分析学会、密歇根精神分析学会和新奥尔良—伯明翰精神分析中心发表。作者希望感谢简·哈格尔斯坦女士（Jane Hagelstein）、梅尔文·鲍恩斯坦女士（Melvin Bornstein），以及阿黛尔·塔特博士（Adele Tutter）对本手稿早期版本的鼓励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