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孤独的男孩:L先生的案例
作者:Andrea Harms, Ph.D.
翻译:邹柳
本文刊登于2019年10月IAPSP会刊
摘要
这份案例报告说明了有关治疗性关系的性质,以及治疗师在与青年个案工作中的角色问题。在治疗过程中,作者认为患者跳过了青春期的发展,某些方面与前青春期的工作相似。这让她将治疗概念化为“第二次机会”,一个在安全的治疗环境中度过青春期的迟来的发展机会。
关键词
治疗性关系Therapeutic relationhip,自体客体连接selfobject bond,成瘾addiction,青春期adolescence,危机crisis,支持性行动supportive action
第一部分
“她离开了我!她为了我最好的朋友而离开了我!她怎么能这样对我?我们在一起七年了,我们一起买了公寓,我们计划结婚生子!她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我最好的朋友!你能想象吗?”
坐在我对面的年轻人大声痛哭着。他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望着他的脸,望着他那双哭得又红又肿的黑眼睛,我的心融化了。
我第一次见到L先生时,他22岁。由于严重的惊恐发作,他被家庭医生转介到我这里。他会趟在地板上,感觉他自己就要死了。我想称呼这个年轻人为L先生,这是我对于16岁以上的男性惯用的称呼,也是欧洲人通常对他们的称呼。然而,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拥抱和安慰他,就像他是我的儿子一样。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试图与他深切的悲痛联结。然而我不确定我通过语言表达的共情是否成功,所以我弯下腰,递给他一盒纸巾。我说:“给你,L先生,失去一个曾经是你生活的中心的人真是太痛苦了!”他看着我,擦了擦眼睛和鼻子,给我的印象是他感觉自己被理解了。我的理解是,L先生在那一刻改变了我们的关系。他又一次成为了一个年轻人,我也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的治疗师。我们双方同意每周见两次。
据L先生说,他以前从未这样崩溃过,尽管医生给他开了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他还是表达了对于他如此不同的“精神状态”的恐惧。
治疗开始几周后,他哭得不那么频繁了,他说了很多那个离开他的女孩萨宾娜Sabine的事。要打断他是很困难的,即使是很短时间的打断。所以,我尽可能共情地倾听,并密切关注自己的反应。我开始意识到,在我的脑海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气球,里面充满了他们关系的不同画面。
L先生15岁那年和萨宾娜相遇,之后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了。我认为他们俩的青春期都被缩短了。L先生确信萨宾娜爱上他是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弹吉他、唱歌、还自己作词。他为他们的爱情创作并演唱了最美的歌!他们很快就开始住在一起,主要由萨宾娜的家庭负责他们的日常开销,他们买了一套漂亮的公寓和两只白色的猫。我想到,他们似乎是在玩过家家的游戏。他们跳过了青春期,试图直接进入成年期。有关青少年的工作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探索自体与他人的关系可能性的同时,重新安排和完善自体感的发展任务(Doctors, 2017)。
最后,L先生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学徒的工作。他升职很快,但与主管的关系却并不愉快。L先生销售时不够积极。我问自己,从发展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关于自信的问题吗?L先生感到很痛苦,就和萨宾娜说要辞掉他的工作。
也就是在那一刻,她通过WhatsApp告诉他,她将搬到另一个城市,和他最好的朋友一起生活。她留给他两只猫和一间半空的公寓。当L先生给我看他手机上她的留言时——“L,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你在工作上是个失败者!我要和安德里亚斯去G市过不同的生活!”——他一直沉默着。他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自己也在慢慢地“泄气”,直到我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在抑郁的痛苦中。我们都在这里——他曾经痛苦地抱怨自己的命运,而我,从小在一个抑郁的家庭中长大,想要快速地承担起一个我非常熟悉的角色:提供安慰。“没关系的……你可以的,我们会找到摆脱这种痛苦的方法的。”我在想:我是在安慰他,还是让自己坚强?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L先生开始分享他早年的生活。他和哥哥与父母住在上奥地利州一个小镇的湖边,隔壁是一家小医院。他的父亲是一名油漆工,也是医院的后勤经理,母亲是清洁女工。整个家庭气氛是紧张的。父亲白天工作,晚上喝酒;母亲焦虑地做着许多强迫性仪式。显然,男孩子们的情感需求或者兴趣在这里没有任何空间,没有任何来自父母的真正的帮助。他的哥哥变得非常好斗,而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的L先生成了他妈妈可爱的、彬彬有礼的小宝贝。他痛苦地回忆起被他哥哥打的事。
L先生6岁时,父亲得了恶性脑瘤,做了几次手术。他在医院住了三个月,不允许孩子们去探望他。但是L先生记得自己曾骑着自行车在医院的停车场里转来转去,抬头望着父亲病房的窗户。在后来的记忆中,父亲一直躺在家里的床上;他再也不能工作了。母亲试图照顾他,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把他送到了一家私立疗养院。L先生大概每年去看他两次。
他说,他的母亲试图保护她的孩子们免受“看着父亲慢慢死去的可怕体验”的伤害。与此同时,他的母亲决定不再忍受大儿子的攻击,把他送去和外祖父母一起住。于是,突然之间变成L先生和他的母亲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她夜以继日地工作来维持家庭的开销,也依赖着L先生的贴心和顺从。和他那叛逆的哥哥不同,L先生遵从了他的母亲,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男孩”。因为他抑郁的母亲的忽视和缺乏基本的调谐,他的情感需求一直没有得到认可。
不过他喜欢上学,在学校里可以获得成长,但是其他孩子却因为他与众不同而排斥他。他的同学们表现得好像他不属于这里,这加重了L先生孤独的内心状态。每当他放学回家,都会把冰箱里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吃掉,但还是不够吃。有时邻居们会送来些食物,并和这个孤独又饥饿的小男孩聊天。所以我们开始明白,最初的发展创伤加上失去了萨宾娜引发了他现在的精神崩溃。
很快,我们发展出了一种温暖的交互关系。L先生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支柱”,不再惊恐发作。“能够定期见你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觉得和你一起在办公室就像我们一起在家里一样。”我回应说:“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和一个能让你有家的感觉、能照顾你的人在一起,是吗?”“哦,是的”他说,面带微笑,脸红了,然后唱着歌离开了我的办公室,这增强了我日益增长的情感。
随着治疗的继续,L先生为他的丧失哀悼,也可以将其与之前的丧失联系起来。当被问及为何萨宾娜会离开他时,他告诉我她是个“攀高枝的人”。他说,她给他的感觉是,他是个“无名小卒”,没有家庭背景,而他最好的朋友家境富裕,有自己的生意。这种被拒绝的体验如此痛苦却又熟悉,让人想起学校里那个局外人。
L先生机智聪明,我们在一起很有乐趣。但我意识到我们在维持一个脆弱的平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们的大公寓卖了,钱由两人平分,他自己租了一间小公寓。由于持续的抑郁,他辞掉了银行的工作,靠失业金生活,并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
第二部分
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似乎通过疗愈的自体客体和关系体验共同创造了一个治愈的环境。我相信,我们之间日益增长的情感纽带支持我们度过了我所说的“青春期动荡”。有一次,L先生一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没有理会,但发生过几次之后,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吃得不多,但他的体重增加了,看上去有点邋遢。
“我注意到有好几次你带着酒味走进我的办公室。你来见我之前需要喝酒吗?”我问。“不,我整天都喝啤酒,”他回答说,有点难为情,脸涨得通红。“我睡觉前要喝半瓶威士忌,但在见你之前我努力保持清醒。”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打了一巴掌。我一直都如此盲目吗?我们在逃避什么?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很无助,就像一个被拒绝的母亲。
接下来的日子非常艰难。他和朋友们大量饮酒并且吸食大麻。他的“同辈群体”,也就是他新认识的音乐家朋友们,非常重要。有许多次会谈都是关于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竞争的故事。他依然觉得自己被那个荒谬的年轻女人骗了,自己在群体中是不被看好的一个,尽管他们都真的很照顾他。他们不让他感到孤单,来他的公寓聚会、玩音乐,直到昏昏睡去。这时他已经与母亲和哥哥失去了联系,所以他的同伴们现在是他唯一的社会支持。
我强烈认为他应该停止喝酒和吸食大麻,我们一起探索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他的需要。但他深信自己需要朋友和他们的“好东西”来自我调节。虽然我坚持自体心理学让病人领头take the lead的视角,但还是觉得自己被困住了。
有一天他偶遇了萨宾娜,发现她怀孕了。他最好的朋友实现了他和萨宾娜曾经的梦想!他的痛苦和悲伤吞没了一切,在接下来的许多次会谈中他一直痛哭。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我想是他的愤怒给了他立即戒掉酒和大麻的力量。
但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会过几天没有酒精和毒品的日子(主要是周一、周二和周三),这让他感觉很好、很骄傲。然后他会连续喝上三天(周五、周六、周日),喝得什么事都不记得。我们周一见面,把他想要保持清醒的愿望和他与我的会面联系起来。他回忆说,他的母亲周一和周二休息,那时她会在家陪他。从星期五喝到星期天,让他回忆起了许多和萨宾娜在一起的情意绵绵的时光。我越来越感到无助和绝望,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开始感受到让人不舒服的愤怒。
之后的某个这样度过的周末,L先生被发现醉倒在大街上。他被送到医院,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他给我发了几条短信,告诉我他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一想到我将不再见他有多害怕。我感觉很糟糕,尽管我认为这是他的关系世界的活现,但我还是问自己,我对他的崩溃做了什么。这其中有多少是我的错?后来,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情况:也许是我给了他一个足够安全的“抱持的环境”,让他可以完全地崩溃。既然他没有为失去父亲而哀悼,他是不是在重演父亲的酗酒呢?
最后他告诉我,医生建议他去另一个城市的康复诊所再呆六周,那里专门治疗遭受了创伤并有药物问题的患者。
他走之前我们见了一面。他第一次带来了吉他。他哭了,没说什么话,唱起了最甜蜜、最悲伤的告别歌。我被深深地触动了,咽下了自己的眼泪,我又感受到了气球的感觉——一种情感分享的感觉。“这一次气球里充满了眼泪,”我喃喃地说。他说“是的,充满了泪水,我的,和你的,还有一个小婴儿。那是我,我正在重新开始长大,你一直抱着我!”这是我们最深切、最动人的告别。
L先生重建了我是他成长的婴儿自体的好母亲的感觉,而不是一个失去了青春期儿子的人。
L先生从康复诊所回来时,我记得我们彼此都有许多好奇。“你还是原来的你吗,多克托太太/妈妈?”“他们对他做了什么?”“我还能认出他来,在他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中和他相遇吗?”
他长大了。在衷心的欢迎之后,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看起来怎么样?我变了吗?”“是的,你变了,至少外表变了。你看起来真棒!嗯…也许不只外表,我还有一种在和一个成年人说话的感觉!”
他告诉了我所有的经历:团体治疗、音乐治疗、运动、技能训练、有益的饮食建议、绘画,以及他如何努力改变他的生活。并且他都做到了。他减少了用药。他努力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通常都很成功。有时他会被这些帮助他自我调节的新规则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他开始放松下来,相信自己。他不再抽烟喝酒,开始自己做饭。
他又开始重新接触音乐。他加入了一个音乐家群体,喜爱和他们一起演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了乐队的领袖。我有一种“在阳光下唱歌”的感觉,但同时,我知道他已花光了剩余的积蓄,现实很快就会来敲他的门。
他开始没完没了又毫无结果的找工作,这些情况又让他感到沮丧,也再次唤起了我的无助感和压力。然而,他没有喝酒或者抽烟,但确实停止了音乐创作,一段时间后,也无法保持有规律的饮食。他感到空虚、疲惫,那个孤独、饥饿、沮丧的男孩又回来了。我感到困惑,努力保持与他共情地联结。我甚至有点厌倦自己所做的。“没关系!你会看到,我们会找到摆脱痛苦的方法。”童年的丧失要进行哀悼,才能在青春期走的更远。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所有这些都通过解释的方式进行处理。突然有一天我遇到了我的好友赫尔曼Hermann,他在L先生住的那个小镇做屠宰,也是那里主要的酒席承办人。之前,我曾与赫尔曼讨论过农村地区以及青年失业的问题。也许当我听到自己问他是否能给L先生一个机会在他的家族企业里学习时,我的脑海中就想到了这点。当然,当我想到科胡特向一个重度抑郁的女病人伸出一根手指时,也想到了这点。就像拉赫曼Lachmann(2010)提出的那样,在必要的时候,分析师必须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做点什么。
因此,我向赫尔曼解释说,最重要的是,L先生需要一个工作的机会,让他融入一个工作的大家庭,得到支持他的人的镜映。赫尔曼有些犹豫,但我向他保证我会一直在,随时待命。
我把这个机会告诉了L先生,当他见到赫尔曼时,二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L先生受到了欢迎,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家族企业。我在反思时觉得,自己的那扇青春期之门又重新打开了。我又想起了自己曾经与绝望和无助进行斗争的青春期,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是和病人谈话,而是代表他去做?我和我的病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到底是我们都跳过了痛苦的青春期,还是我给L先生提供了治疗性的家人的体验?
我很幸运:我保持了自己的治疗性角色的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表现得也很好。从那以后,L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并且很成功。
现在,我们每周见一次,每次会面都是生动的,他会讲他的同事、客户以及他所有的、各异的社会经验。并且他对自己的“组织原则”表现出极大的洞察力,这样的时刻在会谈中越来越多。
他开始重新和他的乐队成员们见面,很快他们的乐队就在这个地区出名了。他们制作了一张非常畅销的CD,并被邀请去为一个著名乐队做开场表演。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充满活力的和自豪的体验!
后来有一天,他在城里偶遇了他的母亲,她看起来很老,痛苦又孤独,他被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震惊了,并感觉到令人害怕的羞耻。内心的矛盾让他极度不安:应该去见她吗?至少她是自己的母亲——要对她尽作为儿子的义务吗?还能被允许过自己的生活吗?他和我开始了一场关于“一般的母爱”和“母爱的不同类型”的激烈对话。他决定去看她。他从赫尔曼那里拿了些食物带去,但她告诉他,她正在严格地节食,一点也不吃。她问起他的工作,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对自己的乐队和音乐如此自豪。她告诉他,现在没人听现场音乐了,而是去买CD。
他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他颤抖得像一片树叶,感觉透不过气来,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他觉得他的母亲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15岁那年遇见萨宾娜是一种“拯救”。不过他离开时还是拥抱了他的母亲,回到家里他觉得自己需要喝几杯啤酒来消化这段经历。
讲述这些期间他的手机响了两次:他的母亲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感谢他来看她,并为自己的自我防卫和轻蔑道歉。第二次铃声来自一个年轻的女孩,她问他是否愿意第二天和她一起散步。他感觉自己被撕成了碎片:悲伤、羞耻、惊讶和幸福的感觉一起涌进了身体。他没有喝啤酒,而是坐下来写了一首新歌。他的青春期发展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不久之后,赫尔曼邀请了许多人来庆祝他50岁的生日。L先生和他的乐队为这次宴会做了音乐并现场演奏,他们的表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个人都起立鼓掌,尤其是赫尔曼,边鼓掌边流泪。L先生最后拿起话筒,简单地说:“谢谢,谢谢。我只想说,谢谢你们给了我生命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让我拥有两对父母,两位母亲和两位父亲,他们完全不同,这为我打开了广阔的天地,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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