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结，可渗透性边界和自体的发展：治疗性含义

作者：Dr. Richard A. Geist Ed.D.

翻译：邹柳

本文刊载于2008年IAPSP会刊

摘要

倾听视角是分析师工作的出发点，不过它会被个人的成长经历、接受的训练、所秉持的理论和治疗经验所影响和塑造。倾听视角会极大地影响分析旅程的过程和本质。Kohut的倾听视角蕴含着一种觉察，即联结——在他人的生命中是一种可以被感受到的存在的感觉——这是一个未被清晰表述的过程，而自体机构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本文基于Kohut对于联结本身蕴含的可渗透性边界的重要性的内隐的理解，并提出将倾听视角转变为强调分析师和患者将彼此体验为彼此生命中可以感受到的存在。本文结合逐字稿探讨了自体客体移情、阻抗、自我暴露以及中断修复过程等问题，以说明联结如何扩展、深化以及从根本上改变倾听视角、改变对临床材料的组织和解释性的沟通。

关键词

联结connectedness，可渗透性边界permeable boundaries，自体客体移情selfobject transference，倾听视角listening perspective，自体结构self structure

引言

如果你同时代的人认为你永远是对的，那么你后世的人可能会认为你永远都不对。——Randall Jarrell(1983)

诗人Kate Barnes(2003)曾经说过，“无论何种艺术都很难找到活动的边缘”。在自体心理学治疗的艺术中，尽管有其结构性的基础，联结就是活动的边缘。每一对分析伙伴都在努力寻找那种独特的纽带，这种纽带能推动和维系治疗过程、促进发展的再激活和健康成长的恢复。我们步履蹒跚地走向联结，观望，后退，向它移动，沿着它走，我们发现后缘或者前缘(Tolpin, 2002)；但无论哪种情况，是我们一起创造了它。自体心理学的分析一直以来都与此有关，关于联结，关于寻找，躲避，以及在联结的复杂性中挣扎。这并不仅限于精神分析；在过去的30年里它扩展和革新了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并为枯萎的、具有破坏性的笛卡尔范式注入了新的生命。

Kohut理解到了联结在发展上和治疗上的重要性。在发展方面，Kohut依然充满矛盾地沉浸于一人心学理中，并执着于一种结构理论，即成长取决于自体的发展、维持和重建。不过Kohut也知道，没有自体客体体验就没有自体。他知道没有联结就不可能有自体客体体验。

在治疗中，Kohut(1971, 1977, 1984)认为并曾经写道，获得自体内聚感的需要驱动着每一个分析，但他也知道，自体的内聚性也可以通过无数种防御结构来实现。换句话说，他知道内聚性的自体不是崩解的自体，但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健康的自体，甚至也不一定是一个功能最佳的自体。是什么带来了健康的自体组织的治疗性演变——包括其持久的能动性、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稳定的自尊和幸福感、身心一致的活力感、具有功能性的安抚和调节的能力、寻找有意义的能够与之建立自体客体回应和亲密的他人的能力——带来这种演进的是共情地回应的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蕴育了第二次发展的机会。只有这种联结让建立新的自体结构同时修正防御性结构成为可能(A. Ornstein, 2006)。

当我使用联结这个词时通常指的是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感受，即共享和参与他人的主体性的情感生活，同时体验到他人参与了自己的主体性生活。更具体地说，当两个人感觉有联结的时候，每个人的回应——包括他/她的自体客体功能、共情和主体性——在另一个人的主体性世界中成为一种可以感觉到的存在。在这一对联结的定义中我强调的是联结彼此交织的性质——自体客体功能、共情和主体性——如何结合起来形成在体验上无法分离的一整幅织锦。

举个例子，4岁的Charlotte在马路上玩耍时摔倒并磕了膝盖，她慌乱紧张地跑回家。妈妈张开了双臂，带着关切的表情，共情地理解到了Charlotte的需要，然后说：“哦，一定很疼吧，需要亲一下吗？” Charlotte眼中含着泪水说：“是的，很疼，亲一下吧。”然后她舒适地伸出了膝盖，想要一个瞬间治愈的吻。妈妈用嘴唇轻轻亲吻了Charlotte青肿的膝盖，几秒钟后，Charlotte微笑着，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痛都得到了缓解，她又回到马路上兴高采烈地玩耍了起来。

我们不必是分析师或者治疗师就会知道，如果其他人提供相同的功能可能不会有父母的吻的魔力，无法让Charlotte体验到母亲的共情和安抚，而这些是Charlotte自我体验的一部分。我认为，在那个安抚、抚慰的安全的时刻，Charlotte体验到了她妈妈的共情和主体性（这位母亲回应和亲吻她的独特的方式），母亲安抚的自体客体功能是Charlotte自身体验组织的重要内容。

换句话说，Charlotte愉快地回去玩耍是因为母女联结已经催生了她的自我共情、自我安抚和唤起他人安抚的回应的主体性能力（内隐的程序性知识）。在母亲亲吻Charlotte膝盖的那一刻，很难区分哪个对于孩子来说更重要，是母亲特别的主体性、母亲的共情还是自体客体体验。Winnicott可能会说，我们永远都不该问这个问题。因为即使假定我们有能力在理论上区分他者性、共情的情感纽带和自体客体体验，Charlotte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的。这是一个悖论，就像过渡客体，我们作为临床医生必须容受这个部分。

将分析师整体的回应理解为患者体验世界的一部分的临床价值随着自体心理学的多元化和后科胡特时代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被忽视。或许是因为我们不断被引诱着从外部观察分析性伙伴，在房间里感知两个不同的人，而不是共情地关注两个人如何将彼此作为各自自体的一部分去体验彼此（2006年1月和P. Ornstein的私人交流）。的确，如果我们聚焦于从外部看待事物的方式就会容易将自体客体功能、共情和主体性概念化为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人、被另一个独立的人体验或者提供的内容，尽管它们更可能是主体间性情境化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延续了错误的二分法，并掩盖了Kohut最深远和最有意义的对于联结的隐喻的临床价值。接下来我会试图将联结的概念（以及自体客体、共情和主体性）从形而上学的困乏之地解放出来，尝试赋予其一种临床的感性。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我们可以如何利用联结作为调节临床干预的通道。我相信，我们对于在联结的概念中捕捉到的临床可能性的深入理解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治疗方法，这是迄今为止的文献著述中尚未公开讨论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对于彼此交织的情境中的联结的理解的具体化会深刻地影响分析师的倾听视角、临床材料的组织以及我们在解释模式下如何说话。

联结：可以渗透的边界

如果我们同意联结意味着一个人在其体验世界中深切地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联结意味着可渗透性边界。Kohut所说的自体是一个不受物理边界限制的开放系统(P. Ornstein and A. Ornstein, 1994)。因此，互动中的自体蕴含着一种流动性，这颇具启发地暗示了一种共享的、重叠的情感生活，无论分析二元有多么地不对称。

在Kohut之前，诗人May Swenson就理解到我们的主观现实不可避免地会被我们想象的感知模式所改变。她曾经在她的诗作《坐在飞机上》While Seated on a Plane (1963)中捕捉到了联结中固有的可渗透性边界的本质。在诗中，诗人望着飞机舷窗外翻滚的云朵，想象着自己进入了天堂般的舒适客厅，她也被云朵飘浮的变化所震惊。她进入了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拒绝被不变的灵魂所固定”，她在想象中放弃了自己的形状和形式。Swenson说，“一个人必须也成为一朵云，才能拥有一座云之屋……我和多变的空气交换了形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对于联结可转变的本质和可渗透性边界的描述了。

我的一位患者曾经在我8月休假前的几个月写了这段话给我，她有着非同寻常的表述自己的感受的能力：

我出生时带着好多拼图块，然后我的母亲破坏了它们，丢掉了很多。一开始你每次都会感到难过，会哭泣，因为你知道它们不见了——不过现在当你坐下来拼图时，这时的你已经习惯了用“（更少的）拼图块”来拼出更大的画面。当你放弃希望不再想拼图时它就会出现。你遇到了生命中非常特别的那个人——他将那些拼图块还给了你，他是你爱的人，但这个人离开了整整一个月，你的那部分拼图也随之消失了。

在分析二元中，我们是对方隐喻性的空间中持续存在的一部分，会在患者的体验组织中被深刻地体验到（患者在分析师的体验组织中也会被深刻地体验到）。如果没有可渗透性边界的概念，患者和分析师就会像James Michener描绘的鹅卵石一样，鹅卵石被丢进水中，表面会变湿，但它永远不会成为水的一部分。

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治愈需要联结；作为分析师和治疗师，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水的一部分，以有助于以及允许我们的患者将我们体验为他们生命中可以感受到的存在的方式和他们联结。我进一步认为，联结本身蕴含着一种隐喻性的可渗透的膜，它包含了自体客体体验、相互渗透的主体性和交互共情等内容。

Kohut最初对于自体客体体验的概念包含了可渗透性边界的思考。20年前Stolorow、Brandchaft和Atwood讨论自体客体功能时曾经指出：“一旦分析师有了这样的思考，即他的回应会被主观地体验为患者自体组织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性的组成部分，他就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去倾听那些分析性材料”(1987)。虽然后现代自体心理学不再强调重叠的边界，但这在自体客体体验中依然是普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不难理解，镜映、理想化或者孪生移情能够强化自体，因为分析师被纳入了患者的自体组织中。

例如，当我和我的患者Frank讨论他是如何感觉我们之间更深的联结时，他说：“是的我们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特别让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是我们俩越来越像了，当然不是所有都像。”他笑着说，“你没有自尊的问题，这和我不一样——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很相似。”我好奇地问，我们之间的相似是不是我们联结的另外一种方式，这会增加他幸福的感觉。Frank回答说：“是的，但你知道还有更重要的，当我感觉我们是一样的时候，前几天就有这样的时候，这为我打开了一扇一直关闭的新门。我感到更自由、更强大，我可以去做，比如在工作中畅所欲言，这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 Frank接着想起了一个掉牙的梦，他把这个梦和孩子掉第一颗牙的思考联系起来，他感觉尽管有焦虑，但孩子在成长、长大，变得更强壮。他认为梦中的焦虑代表着失去我的风险，如果他相信我是他世界的一部分，身下的小毯子可能会被抽走。让我们回到联结的概念为理解和回应自体客体移情、阻抗、中断和修复过程以及自我暴露的需要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有利的视角。现在我只是想再次强调被遗忘了的自体客体体验的可渗透性边界的重要性。

可渗透性边界也影响着联结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主体性。主体性的重要性本身就蕴含在Kohut(1976/1978)深刻而具有迷惑性的信念中，即你是谁比你做什么更重要。Kohut (1984)对于自体客体的定义——“我们体验另一个人的一种维度，与这个人支撑我们的自体的功能有关”——强调了一些孤立的功能，Kohut推断这些功能能够通过不同性格的、可以互换的人以及和患者/孩子不同程度的联结来实现，这些功能对于加强和完善另一个人的自体组织是持续有效的。Bacal和Newman(1990)以及Orange(1995)指出了这一定义中的错误遗漏。他们强调，实现自体客体功能的特定的人非常重要，不能和其他可能提供相同的自体客体功能的人互换。简单来说，分析师的主体性很重要。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主体性，我们也无法否认患者会知道我们的主体性并体验它。不过我在这里表述联结的第二个方面时要强调的是，分析师的主体性不仅仅是他异性alterity；没有笛卡尔式的真正的他人，只是“仅仅从和我们的心理活动领域完全不同的外界被感知的”他人。分析师的主体性会在患者的自体中被感受为一种存在（反之亦然）。

当分析师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表达其自体体验的各个方面时——他的感觉、知觉，他的个性，他的成长史——患者就了解了分析师的主体性。意思是，“一个人有意识地了解自己的伙伴会让其自身有一种更加统整的感觉”(Fonagy, 2006)。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位和我工作了三次并很了解我的患者说，“你越开放，我越了解你，我们就变得越亲密，我们越亲密，我们之间的边界就变得越模糊，难道不是这样吗？”她接着说，“你的开放会暴露你的脆弱。我知道，你和我在一起时的脆弱需要你有强大的自体感，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让你变得脆弱的模糊了我们之间的边界，这样你就能感受到我的一部分，而我也可以让自己感受脆弱。”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经常假设交互主体性意味着承认他人；事实上，分析师愿意表达他的感知和感受，即使这些感知和感受和患者的体验不同，能够并通常会被患者感受为巩固其自体组织。

联结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共情，这个过程同样受到可渗透性边界的影响。共情最初被定义为一种观察的方式，即我们浸入另外一个人的主观世界中收集有关她的体验状态的数据。后来Kohut(1984)扩展了共情的定义，包含了分析师带着 “更大的自由……深刻地回响性的理解和共鸣的情感”的回应能力。最终，Kohut对于共情的一人观点转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影响的纽带。一位开始分析性治疗几个月的患者Sara对我说：“我觉得你真的理解我，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但我不觉得我们之间有联系。”没有比这更好的对于共情的不同定义之间差异的表达了。换句话说，Sara在治疗的早期阶段感到自己被深深地理解了，但她直觉地知道，联结需要成为彼此的生活中交互的、无处不在的、充满激情的情感性存在。几个月之后她感受到，用她的话来说， “我们现在有联系了，因为我知道即使我不在这里你也和我在一起，而且我越来越确信我在治疗间隙也和你在一起。”是的，Sara是对的，她已经成为了我的生命中一个能够被强烈感受到的存在。

Kohut在《自体的重建》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1977)一书中提出，共情是一种心理营养物质，它对于心理生活的重要性就如同氧气对于生物一样。这个广为人知的类比中没有被充分强调的是，如同氧气既围绕在我们周围又被体验为我们的一部分，维持联结的共情也需要一种相互渗透的交互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情不仅是主体间性和共同创造的，还是一种双向融合的形式(Geist, 2007)。这里Kohut的共情性浸入（和共情的探寻不同）这一术语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捕捉到了这种交互性，即分析二元中的每个成员不仅想象性地用心、思想、眼睛和耳朵去感知彼此如何体验和组织他/她的主体性世界以及一个人在其中的位置，还要想象性地允许患者和分析师的理解成为彼此生命中可以感受到的存在。

联结的临床意义

虽然联结并不是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唯一重要的体验，但我相信它是所有疗愈性的治疗和分析的基础，因为联结直接有助于自体客体移情的发展、自体的结构化以及相互亲密的能力。没有联结的分析是可能的，但其深度和疗愈的潜力是非常有限的。接下来让我们转向联结在临床情境中的意义——对于联结意义的认识如何在临床时刻的微观过程中改变分析师的理解和回应。

联结和自体客体移情

在自体心理学家之中对于患者表达的自体客体需要的恰到好处的回应的争论越来越多。一些自体心理学家(Kohut, 1977; Wolf, 1988)认为，促进治疗的是我们对移情过程中出现的患者需要的理解、解释和确认；其他人(Bacal, 1985; Lindon, 1994)认为，对于某些患者来说，在需要的时候，分析师保持一种非解释性的回应的开放态度可能比理解和解释更有效（2006年9月和N. VanDerHeide的私人交流）。如果我们从联结的优势视角来辨别患者自体客体需要的表达，并因此将我们自己体验为患者自体的一部分，我们的理论可能会为说明什么是恰到好处的回应提供一个更特别的、共情的指引。

Deborah是一个聪明、表达能力好、拥有深刻情感的女性，她经历过一段漫长的、令人沮丧的、并不成功的分析性治疗，在那之后，她在一种悲伤又欢乐的状态中开始了和我的工作。她对于之前的治疗师感到悲伤地失望，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是，她对于我有着“奇怪”的信心，认为和我的治疗可能是不同的。她花了最初见我的第一个小时来试图说服我，她从前的治疗，用她的话说，“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理解起来太复杂了，无法解释，也无法修复。”我看到了她内在想要再次尝试的希望，以及认为解释并没有帮助的想法，我很好奇她的第一段治疗是否“分析过度而关系不够”。一滴眼泪和一个轻微的表情变化让我知道她感到被理解了。

Deborah在治疗开始的前几个月一直努力地说服我她“没得治”，就像她在工作中没有“努力的动力”，她在分析中也觉得不想参与——“我之前的心理医生不认同这种感觉”她说。在分析的第三个月的一次会面中，Deborah用了前15分钟告诉我她是多么的无能，无法清晰地思考，没有动机、没有野心、没有兴趣；她想要换个新工作，但是找新工作是徒劳的，因为她知道还是会有缺乏动机的困难；她知道她的男朋友并不是那个对的人，但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人，所以为什么要分手呢？在这段独白的最后她说：“来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下半辈子都会来这里，每次都告诉你同样的事情。最终你会厌倦我的。和Dr. T.也是这样的。”

我对她说“如此深刻的悲观的体验，你一定被这些感受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吧。”“你说得对，从我能记事起就是这样了，虽然我不太记得五岁以前的事。所以，如果我被困住了，救救我吧，救我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她说。我回答说：“你说得很对；我的工作就是治好你。”Deborah看着我，轻柔地说：“Dr. T.可不会这样说。”我点了点头，说：“我知道，那就是治疗的问题之一。”Deborah接着问：“那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治好我？”我挣扎了几秒钟，然后说：“我只是不知道，我有多长时间呢？”Deborah回答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7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不过，”这时她笑了，打趣地说：“公平起见我也给你7年时间。”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Deborah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当我能让自己喜欢你，也让你喜欢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治疗起作用了。”

这段简短的互动中有许多方向可以探讨，不过我在这里只想聚焦于联结对于治疗的微观过程的影响。从体验贴近的视角来看，Deborah的自体组织只有在她怀有“我是无法被治好的”这一情感信念（一种自我责备的防御性结构，原谅我无法在这里详细描述它的发展过程）时才能维持粘合，用Stolorow的话来说，这种信念是她的自体组织的一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这一情感信念填补了她体验组织中的缺失，而这是在她非常小的时候由于自体客体环境的崩溃而导致的。

听着Deborah那15分钟的独白，共情性浸入引导着我收集数据，同时我也体验到了她的困境，以及当她努力想要让我相信我对她没有用时我自己的挫败感。在那一刻，我从她的视角看着世界，她将我体验为（我也这样感觉）她的抑郁的、无助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我是一个无法治愈她的分析师。不过，对联结的认识让我能够表达我对于她的困境的广泛和深刻的理解，而不是从外部的角度，认为她的抱怨是由自我挫败的行为或者某种旨在击败我的施虐倾向所引发的。当Deborah感到被理解时，她的自我体验瞬间加强，具有疗愈性的幻想(P. Ornstein and A. Ornstein, 1977)进入了意识中。希望取代了悲观的失败，她想象般地体验到一种深深的信念，即我可以而且应该能治好她。这是我的工作。我没有从被她的自体作为一个回应性的存在所使用的全能控制中退出，坚持了治疗需要两个独立的人一起工作的观点，允许自己被她创造性的隐喻的空间所塑造。因为在这个空间中，我能治好她是她正当的期待，我确认了的期待。这种确认让她了解到她之前的治疗中缺乏联结。然后我回到她的隐喻性空间中问她需要多长时间治好她。这里我在寻找一种在她的自体组织中持续存在的方法（我有多长时间？），这样可以让她的全能控制持续。当她的自体感因为我愿意维持她的自体的一部分而受到鼓舞时，Deborah开玩笑地和我打趣，同时暂时放弃了她的防御性结构。然后，她感受到了舒适的联结感，并表达了希望我们彼此喜欢的渴望，这是我们的主体性协调的希望。

这个过程说明了几个重要的现象：首先，交互的共情理解如何促进联结的展开；第二，允许自己成为患者所需要的自体客体的重要性；第三，在治疗空间中，如何在不威胁分析师或者治疗师的自体感的情况下发挥被患者塑造的自由；最后，当患者体验到具有联结性的回应时会促进相互渗透的主体性。因此没有必要让患者面对我的他者性。

阻抗

自体心理学将阻抗定义为试图保护自体组织免于(a)预期或者实际经历类似于患者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再创伤(A. Ornstein, 1974, 1991)以及(b)在治疗过程中由于威胁到患者结构上脆弱的自体的自体客体移情中断而产生的预期或者实际的崩解感。因此，阻抗总是为心理的健康和存活服务的(Kohut, 1984)。Stolorow、Atwood和Orange(2002)修正了这一概念，我认为他们准确地指出了，阻抗“的波动和分析师对于患者体验的不同接受度和调谐的感知相一致”。如果我们从联结的视觉来看待阻抗，就可以为Stolorow等人的修正增加一个重要的维度。如果分析师和患者的体验相调谐，却不允许自己被囊括进患者的自体结构之中，而这种自体结构是根据患者隐喻性的需要所塑造的，阻抗就会发生。

让我来说明一下从联结的视角来看阻抗是如何在治疗的微观过程中出现的。7岁的抑郁症患者Carol在刚刚开始治疗时，悲伤就像毯子一样包裹着她，在治疗的前5个月，她几乎和她的治疗师没有什么联结。不过到第8个月时，她已经对她的女治疗师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与此同时，每次治疗结束时Carol都拒绝离开。每次治疗结束前10分钟，Carol都会固执地坐在地板上，把纸撕成碎片扔向空中，愤怒地看着它们在房间里四处飘动。而“我不走”是她唯一说的话。

作为这个案例的督导师，我不止一次地听她的治疗师Dr. M.表达她的挫败，她努力同调、解释、用甜言蜜语哄骗、面质以及强调设置。Dr. M.固执地确认了Carol的愤怒和悲伤，解释着她控制的需要；评判说她以Dr. M.的无助为乐；并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无情拒绝了Carol留在办公室的哀求。Dr. M.的挫败越来越明显，弥漫着治疗二元，她开始指出，Carol的要求是一种退行，她说她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患者要看，Carol的母亲也在不耐烦地等着她。有时她甚至会把又踢又叫的Carol抱在怀里送到候诊室，Carol的母亲坐在那里，无助又尴尬。有一次Carol坐在她母亲的膝盖上，一边抽泣一边尖叫，脸上露出一种茫然、空虚的表情，仿佛陷入了一种完全没有思想和思考的崩溃的状态。

Dr. M.和我在督导中讨论Carol拒绝离开办公室的问题时的痛苦和沮丧变得越来越明显。Dr. M.强调治疗关系中固有的独立性，她和我说，“Carol必须明白，其他人也有需要，但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很糟糕的治疗师。”不过Dr. M.坚持自己所接受的理论训练，坚持着强迫Carol离开，坚持将治疗设置和Carol的愤怒和悲伤（Carol完整自体的碎片）结合起来，坚持她的阻抗可以被克服。换句话说，Carol会通过对Dr. M.自我力量的认同而获得一些拖延、自主的能力，并认识到其他人也有正当合理但有时冲突的需要。

挣扎仍在继续，于是我建议我们试着去感受一下他们二人是如何体验彼此之间的联结的。Dr. M.认为Carol调动了一种理想化的移情。她崇拜Dr. M.，模仿她的言谈举止和个人风格，渴慕她的知识和经验，在治疗中Dr. M.能让她平静下来。不过离开办公室之后，Carol在治疗间隔感到沮丧，会抱怨感觉到失落，尽管她经常想起治疗师。另外一方面，Dr. M.很喜欢Carol，享受他们的治疗过程（直到结束前的10分钟），但在治疗间隔很少想到她的患者。我指出，只有当他们在一起时，他们才会体验到一种紧密的联结，是彼此生活中一个可以感受到的存在。Dr. M.表示同意。我认为，当Carol在办公室的时候，通过和Dr. M.特殊的存在方式（她的主体性）的理想化的联结，将Dr. M.体验为她的自体持续存在的一部分，这在Carol身上唤起了一种内聚感，让她感觉她所有的部分是粘合在一起的。而当她离开办公室，就等于失去了自体的一部分，这会威胁到她的内聚性——这种威胁通过将纸撕成碎片的行为表达了出来。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当Carol拒绝离开办公室时，Dr. M.共情地承认当Carol感受到和她（治疗师）有联结的时侯那感觉是多么好。Carol点头同意，Dr. M.也受到了鼓舞，继续说道，离开可能意味着她会感到支离破碎，所以她想留下来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她还能如何感觉到联结呢？Carol同意了，她说：“我的老师曾经向我们演示一滴水银掉到地上就会变成碎片；那就是每次离开时我的样子。”Dr. M.回应说，“这就是离开变得如此困难的原因，当你离开的时候感觉和我失去了联系，这让你感觉没有力量、不统整。”“是的，就是这样，”Carol说，轻松愉快地离开了。

这个片段说明了，起初Dr. M.对于咨询室中的两个不同的人的概念化让她坚信Carol对于独立的阻抗必须克服——健康不仅体现在能够离开办公室，还体现在能够认识到他人的主观需要。Dr. M.认为， Carol希望和她的治疗师保持联结的愿望蕴含着以退行和依赖为形式的病理。当Dr. M.从情感上认识到Carol将她的治疗师体验为其自体的一部分的重要性时，患者希望留在办公室的愿望就不再代表着阻抗了。Dr. M.把这种控制、全能的需要理解为一种健康的尝试，目的是为了维持和一个被感觉为融入了其自体组织的特定的人之间的联结感。在孩子的心理经济学中，对于联结的需要远比自主，甚至是简单的调谐重要得多。当Dr. M.允许自己在Carol的生活中被形塑成一个特定的隐喻性的存在，Dr. M.就放弃了从外部改变Carol的需要，而是允许她存在于Carol的生活中，以促进患者的自体感所特有的张力调节能力。

自我暴露

分析师并不是以忏悔闻名的，尽管一些后现代的治疗师已经向这个方向迈进了。通常我们更愿意描绘患者的内在状态，避免自我表露的个人的危险。尽管一些关系分析家认为表达他们的主体性本身就是治疗性的，不过这一理念更多只是泛泛地表达：真实性的有益影响，对于他者性的认识，对于关系模式和期待的洞察。不过从联结的视角来研究治疗关系为自我暴露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动机和理论基础。在一个可渗透性边界的世界中，自我暴露是由对于我们相互渗透的自体的共情的理解所引导的。在联结的背景下体验分析师的真实性会让患者意识到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主体性）对于我们理解他们（从而对于患者的自我理解）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差异性被患者体验为其自体组织的一部分时，会促发患者真实的能力的根本改变。

Linda是一个迷人的、富有洞察力的患者，具有戏剧性的才华和自我描述的边缘型人格，有时会破坏我们之间亲密的联结。Linda过去遭受过严重的身体和情感上的虐待，这让她处于持续的崩解的状态，不过她在分析的第一年获得了显著的自体的内聚感。她常常把她的进步归功于我对于自我暴露的开放——她告诉我，这种特点让她能够充分、完整地表达她自己。除了童年创伤，Linda还经历了一次难以承受的悲剧：她的大儿子急性细菌感染，导致了严重的大脑损伤，需要永久住院治疗。在第一年的治疗尾声阶段的一次会谈中Linda告诉我，尽管她有所进展，但她还是无法和我谈论她的儿子Tom：

你永远都无法理解……，你并不想理解，你只是想阻止它。每次我尝试说的时候你都无法回应。你表现得好像真的很在乎，就好像你觉得我需要跟你谈谈。你可能认为你应该能够（倾听），因为你是一个儿童心理医生，但你不知道经历他所经历的和我所经历的是什么感觉。

这已经不是Linda第一次向我表达她认为我无法触及她有关Tom的深深的痛苦。我告诉她，我一直在寻找她观察到的情况的真相——或许我被隔绝在她的噩梦之外了。我告诉她，其实一开始我就在想，这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太过痛苦了；但我想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和我自己的成长史有所共鸣。她对这个个人化的联系很好奇。我告诉她，每次我想到Tom的创伤，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胎死腹中的婴儿，并且无法分辨这个婴儿是男是女。“你是说你死去的妹妹？”她问我，这也提醒了我，我曾经在另外一次会谈中和她讲过这段历史。没等我回答，Linda就说：“你的意思是你把那段（记忆）和Tom联系了起来，它让你难以承受，以至于你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是的，”我回答说，“一个两岁半的孩子可能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是的，我认为这是问题的一部分。”我的自我反思也激发了Linda，她问，“你觉得Jamie（Tom的弟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兄弟？”当我回答说我就是这么想的之后她证实了我的想法，说：“我知道他感觉就像他哥哥死了一样。”我说我觉得“这样想可能再正常不过了。”Linda又问我，“有人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是说跟你解释过吗？”我继续分享我的成长经历，“这是个好问题，我长大一些才知道，尽管很难知道一个两岁半的孩子能记住什么。”Linda继续着一连串的联想，她记得Jamie是在Tom两岁半的时候出生的。她温柔地责备我说：“我真希望你能早点告诉我这些，在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就告诉我。知道这些很重要。这让我能和你谈论他了。”然后她若有所思地说起她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分享关于Tom的详细情况，她说：“你知道吗，我内在也有一部分觉得不想和你谈论Tom。我对Tom也有一些感情上的阻碍和空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Linda详尽地描绘了那一系列可怕的事情，Tom是怎么样在短短几天之内从一个健康的孩子变成严重的脑损伤，医生们也束手无策。“这既真实又不真实，”Linda反思道。“我没有可以倾诉的人；这一切太可怕了。我很高兴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了。”我表示同意，说：“是的，我能听你倾诉。”

在这个治疗片段中我遵循了对于联结的假设，有趣的是，这并没有因为我和Linda之间的互动而被打断。我接纳了Linda的主体性现实，即一些无意识的现象阻止了我倾听她深深的创伤。当她对这个阻碍的本质感到好奇时，我和她分享了我相关的意象，我的主体性。Linda记得我的过往经历，她带着一种更加交互共情的联结指出，这让我难以承受以至于无法用语言表达她的创伤。她的回应不仅是治疗进展的标志(A. Ornstein, 2006)，也是她能够认识到（因为我在她的生命中是一个可以感受到的存在）她自己的创伤可能会阻碍她对于Tom的悲剧的表现。Linda进一步思考了我的状况，猜想她的小儿子可能也会体验到Tom已经死了。她问我是否有人曾经帮助我处理我失去妹妹的痛苦，然后很快又回到了她自己的体验——她不愿意和我分享她的创伤。当我，作为她的自体的一部分的另外一个人，能够承认这种空白，那么她也可以体验她的自体中的空白。换句话说，一旦她理解了是什么阻碍了我的理解，就会意识到她可能也不想让我理解她。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了她的一部分，共情性地，主体性地，是一个自体客体，现在和她意识到自己内在发生了什么的能力有了联结。

因为Linda将我体验为她自体的一部分，所以知道我的一些事情，并且这种获知是由共情性浸入所引导的，这会增加Linda自体的内聚性，确认她的自体，并且能够促发她超越每一个创伤患者都会体验到的普遍的、辩证的张力的能力，这种张力存在于渴望倾诉和恐惧没有人可能理解之间。换句话说，当Linda了解了我，她的自体因为她了解了我、我在她心里的隐喻性的存在而得到了增强。

中断和修复

有一种历史观点认为，患者和治疗师之间暴风雨般的关系会威胁到分析之旅，由此产生的动荡会被归因于患者的病理——负性治疗反应、未处理的攻击性、负性移情的出现。Kohut和Stolorow对于这些传统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尽管他们用的语言略有不同，他们的理论虽有分歧但常常是相通的。他们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分析性的风暴都发生在主体间性情境中，我们的治疗责任是探寻患者如何感觉到被伤害，他如何感知分析师对于僵局或者中断的影响，以及他如何理解分析师至少包含了一些主观事实的意识或者无意识意图。Kohut认为是共情的失败引发了这些分析性风暴，不过目前我们大部人会认为从分析纽带的中断、由彼此的错误理解和不调谐引发的分离的角度来思考更为恰当。

分析中断的治疗性影响包括患者体验到纠正性的情感体验、自责减轻、对于不完美的人的接纳(Wolf, 1995)；以及分析纽带的恢复，对于被复制的发展性创伤的理解，对于患者被组织起来的对中断的意义的情感信念的强调，分析师对于自身对中断的影响的理解(Stolorow et al., 1987)。在中断修复过程中工作时，我们经常会“留置归因”wear the attributions (Lichtenberg, Lachmann, and Fosshage, 1992)，即接纳患者主观归因于分析师，但不确认或者质疑。不过从联结的视角来看，我认为我们增强了发生在修复过程中的、经常被忽视的疗愈的力量——也就是自我共情能力的发展。接下来我会呈现我和Deborah工作中的一段中断修复过程，这发生在前面介绍的那段治疗，也就是她说治好她是我的工作的8个月之后。

我和Deborah的关系越来越深入，有时痛苦，有时欢笑，但总体上是温和的，她逐渐表露出一些短暂的情感上的脆弱，这似乎是一种浮现出的依恋障碍的表现。我知道在我们的旅程中她需要做我的平等的旅伴（我们两个人正在经历一段孪生关系的初期），不过在一次治疗结束时我错误地使用了“不对称”这个词，当时我们在试图理解我们的关系。那次治疗结束她离开时，用她的话来说，“伤心欲绝”。我立刻意识到，我不经意间破坏了一种更深的联结的萌芽的卷须。

第二天，Deborah生气地对我说：

你永远不会理解我。它是不对称的，我记住了！我恨自己让自己感到脆弱。你就像Tim（她的男朋友）和Dr. T.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曾经以为这次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没必要再说了，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不会理解它。而且在这里没有关系。我只是自欺欺人地以为有，或者是你骗了我让我以为有。

我承认了，我那令人心碎的表达一定让她感觉甚至希望一切没有发生过。“没错，”Deborah告诉我，“不过要靠你来搞定这一切，”她说，“我退出了。”我告诉她，我能理解，当我让她感觉失去了我的时候，离开是她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失去我就像失去了她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毁灭般的感觉。Deborah的回答充满了战战兢兢的希望。“我只是想让你有反应，让我知道我给你的感觉。这是搞定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如果你还想这样做，就告诉我你对这一切的真实感受。别告诉我你不是故意伤害我的。我知道你并不想伤害我。”我们注视着彼此，沉默了片刻。我意识到，她觉得自己是我的一部分，我说：“Deborah，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你在森林里，我一直在找你。每次我靠近你就消失了，然后你又在别的地方出现。我再找你，你又消失。”

她知道自己依然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存在，这让她明显松了一口气，她问：“你在梦中感到焦虑吗？”“有一点，”我承认道，“我感觉你很害怕，而我找不到你，不能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每当我受到伤害时就会退出。你知道的。”她说。然后，带着自我共情、有点异想天开的觉察，她很好奇是不是长久以来的“退场”让她无法和任何人联结。Deborah之后表达了她想再次和我联结的渴望，不过我要知道她受到的伤害有多深，并且承担起责任。她哀怨地告诫我，“你可以共情我，依然像刚才那样真实。除非你让我了解你，否则我做不到，而我了解你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让我了解。……你为什么没在更早的时候做你今天做的事呢？这真是糟糕的一周。”短暂的沉默之后，Deborah问：“现在你感觉好些吗——我的意思是重新联结了吗？”我告诉她我确实感觉和她重新建立了联结，还问了她——“是的，我好些了。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些。你能不能试着让我了解你，就像今天一样？”

当分析师心甘情愿地承认他对于中断的影响，当他发现并确认和患者的主体性现实一致的核心的真相时，这同时也共情了他的错误。承认我的表达确实令人心碎，这引发了对我在中断和分离中所起的作用的讨论。不过从可渗透性边界的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随着分析师的自体逐渐融入到患者的体验组织中，分析师对于自身错误的共情也被患者体验为其自体的一部分，这促进了患者对自身的共情。在治疗的旅程中自我共情如此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对自己共情的能力，那么处理情感体验也是极其困难的（2005年11月和A. Ornstein的私人交流）。

Deborah试图重新获得对于我——也是失去的她自己的一部分——的绝对控制，她坚持“退场”，要由我来搞定这一切。当我接受了她对我（她的自体客体）的期待，并共情地理解她在面对我的失败时保护自己的需要，Deborah重新点燃了希望，也就是我可以再次成为她生命中有意义的、可以感受到的存在。她重新“入场”，并敢于告诉我如何搞定——“告诉我你对这一切的真实感受”——换句话说，分享你的主体性。我说了前一天晚上的梦，它让我们相互渗透的自体在相互重新建立的联结中活动了起来。Deborah立刻明白了，我梦中的焦虑和她的退场是相互重叠的主体性状态——我把她受伤的自体纳入了我的世界，而她现在准备让我重新在她的世界里拥有一席之地。然后她提醒我，虽然共情是我们之间联结的必要成分，但让我的主体性融入她的世界有助于她在那个临床时刻将我体验为她生命中一个可以感受到的存在。

从联结的视角我认为，中断的修复不仅需要分析师对自己和患者的共情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还需要患者对分析师的共情的理解。只有当我们的边界变得足够可渗透，允许一种共同的脆弱，深刻的自我共情和自我理解才会出现。自体客体联结的重建需要共情的理解和彼此交织的主体性的复杂混合体。如果患者缺乏对于特定的分析师的主体性理解，患者也无法感受到被分析师理解。正如Deborah说的那样，“我了解你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让我了解。”和许多理论相反，这种交互主体性的理解建立在可渗透性边界上，而不是建立在他者性的基础上。

结论

倾听视角是分析师工作的出发点，尽管会受到个人成长史、所受的训练、秉持的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影响，它会极大地影响分析旅程的过程和本质。我们永远不能把它隐藏起来。用Elizabeth Bishop(1983)的话来说，它“就像潮湿时粉刷的第一层，薄薄的灰雾让一切都显露出来”。Kohut倾听的视角蕴含着一种未被表述出来的觉察，即联结贯穿在自体心理学的演进过程中。尽管是一种结构心理学，但自体心理学包含着可渗透性边界感，这一点可以从Kohut将“自体-客体”中的连字符去掉，将这两个词合并成一个交叠的概念，并由此开始了他的理论和治疗中窥见一斑。

基于Kohut对于可渗透性边界的内隐的理解，我提议将我们的倾听视角转变为强调分析师和患者将彼此体验为彼此生命中可以感受到的存在。通过自体客体移情、阻抗、自我暴露和中断修复过程的案例片段的呈现，我试图阐明，通过可渗透性边界的视角，联结如何扩展和深化我们对于临床互动的理解和解释。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患者的生命中一个可以感受到的存在，而他/她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许多深刻的、简单的变化就发生了。我已经描述了相互渗透的主体性如何丰富治疗的土壤，让亲密关系得到滋养；允许患者将分析师体验为其自体的一部分会如何增进他形塑我们的回应性的能力，而这可以重启内在的正常成长；彼此共情地浸入相互渗透的自体会如何加深情感纽带，从而消除许多分析性治疗中的依从性和明显的不对称。最后，我希望已经证明了联结的组成部分——自体客体移情、主体性和共情——尽管为了临床讨论的目的它们被分开强调，但它们在精神分析的日常工作中是不能被分割开的。当患者将我们体验为他生命中可以感受到的存在时，通常也会感觉到我们完整的回应性。可能偶尔会有一个部分（共情的理解，个人的分享，自体客体功能的体验）来到前台，暂时会让患者感觉这部分更重要，但它是交织在一起的联结的整体的感觉，它是恢复受挫的发展的必要的条件。

Edgar Allan Poe在《埃莉奥诺拉》Eleonora的故事中说：“白天做梦的人知道许多只在夜晚做梦的人不知道的事”(Wilbur, 1997, p. 14)。可渗透性边界在我们夜晚的梦境状态中是给定的，但如果我们在白天的关系中欣赏，联结就成为了Kohut的自体结构得以建立其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