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感觉，归属感，人：科胡特，自体心理学，孪生和疏离

作者：Amanda Kottler (Clin. Psych.), M.A.

翻译：邹柳

本文刊载于2015年IAPSP会刊

摘要

本文提出，自体心理学的吸引力与其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从业者和患者的归属感和家的感觉有关。文章认为，这些感觉都与Kohut是谁有关，并着重强调了Kohut身份中某些特定的方面，来说明Kohut疏离的体验对于他发展的方法论和理论的影响——他的理论是他为自己以及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找到的一个地方。鉴于“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概念是孪生体验的标志之一，本文也介绍了充满了和疏离的抗争的孪生这一概念。本文作者将Kohut对孪生的终极定义广义地翻译为“一种归属感和家的感觉”，作者也分享了她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些内容，来说明在和那些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遭受疏离感、在自身和所生活的环境中找不到归属感的个体工作的过程中，Kohut的孪生概念能够精妙地同调于他们。

关键词

疏离alienation，真实authenticity，归属belonging，家的感觉feeling at home，孪生twinship

引言

自体心理学的吸引力在于它建立起了一种归属感和一种“家的感觉”。这些感觉对于我们这些自体心理学的践行者以及我们工作的方式无疑有着解放的作用。Iddan在接受Richard (2013)的采访时描述得很好：“感觉像是这位来自芝加哥的神秘陌生人在鼓励我放松，让我更加投入，更具人性。”这让Iddan更加确信，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安下身来。在接受Richard (Kottler and Richard 2012)的采访时我是这样说的，“Kohut作品中表达的想法让我觉得‘很合适’——它们在我的‘肚子里’待得很舒适。”我一下子就感觉被他的理论“了解”了，无需将自己病理化，我觉得我能在他的理论中找到自己。我也觉得在这个框架中更加能够去“看”，去“认识”，以及理解我的患者的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像我受训和临床实践的早期阶段所学所用的Klein/客体关系驱力理论那样去评判，进行病理化、他者化。当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和Kohut的人生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时，我更加充满了活力。这些发现给了我一种感觉，我好像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尽管还是有疏离感、边缘感和不同，但我还是愿意称它为家，一个我觉得自己可以归属的地方。

我认为这些归属的感觉和Kohut是谁有关。有趣的是，直到他去世，关于他的生活和他的身份的许多内容都不为外人所知，这当中包括他的家人、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这些内容包括他的宗教信仰起源、性取向以及最初的理论信仰。Kohut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曾主动地做出不实的表述、误导或者说谎尚不确定。不过显然，每个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和更加广泛的文化、专业或者社会规范不一致，这会带给他一种没有归属或者无家可归的感觉。

本文采用了Atwood和Stolorow(1979)的观点，即一种理论会被理论家自身的生活和挣扎所影响，文章介绍了Kohut的身份一些曾经被隐藏的部分，猜测并说明这对于他所发展的理论的影响，Kohut的创伤经历和被自恋的母亲抚养长大、被忽视排斥以及感觉疏离有关。

鉴于“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概念是孪生体验的标志之一，本文也必然关注到了Kohut并未完成工作，即孪生中充满了和疏离的抗争。本文还参考了Togashi和Kottle(2012b; 2015)最近对 Kohut的孪生概念的最新发展，Kohut最终将孪生重新定义为“确认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的感觉” confirmation of the feeling that one is a human being among other human beings (Kohut, 1984, p. 200)。

本文将这一定义翻译为“在自身和所生活的环境中感觉到归属”，并解释了为什么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这个理论中找到了归属。本文最终的目的是呈现Kohut的方法论和理论是如何精妙地同调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疏离感所束缚的个体。我认为，Kohut的自体心理学的本质是将孤独的体验、随之而来的对于关系中自由的否定以及缺乏活力转化为一种归属感。

Kohut是谁以及他的疏离体验

Kohut的研究领域和他的生活一样复杂(Strozier, 2001)。和Togashi和Kottler (2012a)描述的被创伤的、极度疏离的人一样，Kohut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Strozier, 2001)。我们对他的了解可能大多来自于Z先生的案例(Kohut, 1979)，这是关于Kohut本人的，以及来自于Strozier* (2001)。

自恋的母亲和疏离的体验

1913年，Kohut出生在维也纳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他生命最早的16个月似乎是幸福的——有一种家的感觉和归属感，他的父母会温暖地拥抱他，直到他的父亲应征入伍。从那时起，Kohut的父亲就很少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这让Kohut落入了他“疯狂的”(Strozier, 2001, p. 160)母亲的手中，关于母亲的“疯狂”在Kohut 晚年得到了证实。她是一个过度侵入的母亲，比如她会强迫性地检查他的粪便和皮肤(Strozier, 2001, p. 22)。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也极不寻常。她“紧紧地抓住”他，是他一直以来几乎唯一的伴侣。直到Kohut10岁时，她找了一个情人，并第一次为Kohut请了一名教师Ernst Morawetz。在谈到自己疏离的个人经历时，Kohut描述了他童年的生日派对是多么空虚，以及“童年给他留下了一种‘巨大的孤独感’” (Strozier, 2001, p. 23)。

犹太出身和疏离的体验

1938年，25岁的Kohut获得了医学学位，因为是犹太人，他在维也纳的毕业考试不那么顺畅但总算完成了。1939年，他逃离了纳粹侵占的维也纳，在英国设立的临时难民营中度过了一年。这显然是一段充满了疏离感的时间。Kohut和他的犹太身份有着一种模糊而矛盾的关系(Strozier, 2001)。他告诉他的儿子Thomas，在英国的难民营里，对他来说最艰难的事情是，和他不同的是，其他所有囚犯都有着共同的犹太人身份。而Thomas直到Kohut死后才知道父亲是犹太人。他说在集中营里失去了自己维也纳人（而不是犹太人）的身份 (Thomas Kohut, in Strozier, 2001, pp. 115-116)。

1940年，27岁的他身无分文地来到了芝加哥。他立即着手工作，工作带来了一种归属感。他通过阅读儿童读物学会了说英语。他只花了五年时间就成为了美国公民，还成为了一神论教会*的成员。

重新来过的过程是富有成效的，但肯定也会让他感到有些陌生，没有真正的归属感，也没有“家”的感觉。维也纳依然是他的乡愁，他依然会感觉到“那里的房子、山脉和街道” (Strozier, 2001, p. 112)。在对孪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他谈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声音和体味的存在所带来的归属感。他似乎一点也不怀念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否认了任何与犹太人有关的个人身份，说明了他“对于自己的犹太身份的深刻的冲突和分裂的态度” (Strozier, 2001, p. 39)。他声称自己完全不了解犹太人的习俗，以至于坚持要在犹太餐厅里吃火腿三明治配牛奶——这挑战了犹太教规中禁止混合肉类和奶制品的基本规定。这让他的一些犹太人同事和朋友感到困惑、伤害和疏远（比如Anna Ornstein）。

理论和疏离的体验

Kohut是在Freud经典精神分析的背景下成长的。他是正统的专业人士，对自己事业的发展保持着警醒。起初他循规蹈矩地行事，关注分析界的资深人士(Strozier, 2001)。他在经典精神分析学界很受尊敬，作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他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精神分析家。

尽管已经越来越无法在主流精神分析思想中找到自己、找到他的病人，但他仍然保持着对Freud的忠诚。他最初的理论试图“旧瓶装新酒”，他努力让自己新的思想看起来不那么截然不同，并让他的同行们和他自己更容易接受。他想要融入当时主流的经典阵营的努力甚至有些病态，但他的新思想却并没有被很好的接受。他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别人”的痛苦，感觉被疏远了。不过在他相对短暂的生命结束时，他的不同和他追求目标的勇气——“将精神分析从自身中拯救出来”(Strozier, 2001, p. xiv)——却彻底改变了精神分析的面貌。“这一转变现在通常被称为‘关系精神分析’”(Strozier, 2001, p. x)。

Kohut并不是凭一己之力做到这一点的。20世纪60年代，47岁的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经典阵营中找不到归属感，在他那些学识渊博的同事中也没有家的感觉，他转而向芝加哥学院那些年轻、优秀、聪慧的同事和学生(the Sacred 7)寻求支持和帮助，以发展他的新思想。这催生了他的第一本书《自体的分析》(Kohut, 1971)，以及他的独创性和与众不同的力量，这些力量在他继续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时依然持续着。

Kohut疏离的体验如何影响了他的理论发展？

如果Kohut暴露上述这些矛盾冲突中的某些内容可能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会再次漂泊无依，就像曾经被纳粹驱逐一样。Kohut最喜欢的隐喻是宇航员选择返回地球，这个隐喻在他1981年临终前几天最后一次做的演讲中也出现过，宇航员会选择返回地球，即使一定会被烈火灼烧而死，也不愿在无尽的黑暗虚空中无休止地漂浮。我们可以看到，Kohut对于这种感觉显然非常熟悉。

Kohut保守着他的秘密，做出了他的选择，他避免了去面对“丧失文化自体客体支持的创伤” (Abramowitz, 2001, p. 4)，这是他非常需要的，他也在发展孪生概念的过程中对此进行了出色地理论化。他保守了秘密，不得不专注地面对一个混乱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中充满了他自己的矛盾冲突，“让他无法安然地融入Freud所构建的精神分析的世界。他的计划是改变这个理论，在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Strozier, 2001, p. xiv)。值得庆幸的是，他这样做也为我和其他许多人创造了一个地方，让我们也在其中找到了自己。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就需要引入Kohut的孪生概念。

孪生

Togashi认为，无论通过共情浸入、自我暴露还是其他方式，我们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自己的能力是孪生体验的标志之一(2009, 2012; Togashi and Kottler, 2015)。我认为Kohut之所以能够生活在这些矛盾冲突和痛苦之中，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孪生自体客体体验，尽管并不完整也不一致，但他将它们很好地理论化了。

Kohut曾说“如果早期的镜映回应存在严重的缺陷，孩子将会增强对令人振奋的、自我组织的自体客体体验的结构存在的寻求，这种自体客体体验来自于一个可以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的可用性” (Kohut, 1984, p. 205)。Morawetz满足了Kohut的这一需要，甚至可能不止于此——那段经历为Kohut带来了一种活力、愉悦和效能感，早期的孪生体验是这种体验的主要结果(Gorney, 1998)。那时候的Kohut不需要瓶子里的精灵来为自己带来生气(Kohut, 1984)；他充满激情，在和他相似的人、让他感觉有活力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自己是一个人。这段经历通过他对孪生自体客体体验的发展进入了他的理论。

Kohut认为“我们对于联结的需要先于并超越了性或者攻击驱力”，以及“我们对于性的爱象征着并具体化了我们最深的需要” (Strozier, 2001, p. 25)。他将性的体验看作是其它体验的象征性的表达：爱、亲密、深深的共情和活力。当Kohut为孪生赋予独立的地位时，他说这些才是重要的。他曾经体验到的某种超越了“本质上相似”的感觉，是他最初对于孪生的定义。他体验到的那种深深的家的感觉和归属感，在他对孪生的最终定义中非常明显的，即“确认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的感觉”(Kohut, 1984, p. 200)。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Kohut和神圣七人小组(the Sacred 7)建立的关系也是如此。他在这个群体中越来越感觉到自在，越来越投入其中，也开始逐渐放下掩饰自己和经典理论的不同之处的尝试。这个群体无疑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也让他有了归属感，他觉得自己属于这里——这是一个让他确认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的空间。我认为这最终为他提供了完成最主要的理论工作所需的勇气，“在他60年人生的后半段”(Strozier, 2001, p. x)。

Kohut，疏离和孪生

为了说明在处理与众不同和疏离的感受议题时孪生自体客体需要的意义，Kohut花费了很长时间。我这么说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个体在心理上会被与众不同、“别人”和“边缘人”的感受所负累。这种情况常常会发生在养育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拒绝孩子真实的、与众不同的、独立的自我的家庭中，就像Kohut的母亲。这带来的不仅是对那些意味着“差异”或者“不可接受”的特别的特点的羞愧，而且还会形成一种信念，即相信这种差异代表了某种可以证明他们被边缘化的理由。这否定了个体在危机时刻迫切地需要共情性共鸣的立场。同样重要的是，发展没有束缚的、“真实的”自体也需要共情性共鸣。而没有束缚的、“真实的”自体能够发现并感觉到“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孪生体验，我在Kohut的人生和他的理论中发现自己找到了归属感。

我和Kohut以及自体心理学的孪生体验

我在读Strozier(2001)的书时发现Kohut的人生和我自己的人生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再加上我发现自体心理学理论本身带给了我一种深刻的感觉，感觉自己到达了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一个我确信可以归属的地方，带着我一直以来的疏离感、被边缘感和差异感。和Iddan一样，这为我带来了活力，让我放松下来，让我在咨询室中更加专注、更有人情味，让我感到自由。

我出生在乌干达月亮山麓的一个矿业小镇，成长在不同种族、国籍、宗教、经济阶层和文化背景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的美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父母都被诊断为自恋，缺乏共情调谐的能力。他们都不能很好地容忍与众不同。我的父亲是犹太人，和Kohut一样，他也隐瞒了这个事实。他禁止我母亲向任何人提及她的母姓，因为担心这样会透露她是犹太人。她是犹太人，但根据犹太律法她又不是。她的父亲因为和犹太教以外的人结婚而被家族抛弃。一天晚上我的父亲无意中说了几句意第绪语，刚好被一个德国人听见了，于是他的犹太人身份被发现了。这些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深深的疏离感，因为我的同龄人没完没了地贬损我，更糟糕的是，我的父母是矿上唯一的南非人。尽管我对犹太律法一无所知，对身为犹太人或者南非人也没有任何情感倾向，但我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

除此之外，虽然乌干达感觉是我的家，但它又不是。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如今已经“独立”了。当我父亲想在这里买一块地退休时被拒绝了，因为他的“异国人”身份。我们离开了乌干达，回到了我父母的出生地，但那里不是我的出生地。直到今天，我仍然有“思乡之情”。我和Kohut一样，遇到熟悉的气味、风景、植物、土壤和食物时感受都非常深刻。当看到Kohut描述他对维也纳的感受时我心想：“这个人了解我，我也了解这个人。”

在Kohut的著作中，在Strozier为Kohut写的传记中，在众多自体心理学实践者身上，我发现了自己，这让我觉得我真的“回到了家”，我有了归属感。我可以向我的同道们描述我的孪生体验，在那次自体心理学国际年会上我和400名自体心理学家同在的孪生体验，这确认了我的“存在”。这里是我的家。我们的相似和不同可以很好地共存。我的不同被接纳，我有着深深的归属感。那次会议之后我在工作中一直充满活力。

总结

Kohut的理论有力地证明了孪生需要在处理束缚、限制、停滞和疏离的议题上的重要性。他亲身体会到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某些部分，不能触碰到自身经历、内在世界的所有方面，会让人失去活力。他经历过并认识到这些不连续的精神代价，以及随之而来的疏离感。他提出了共情性浸入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细腻地同调于在他人之中的疏离感。他对共情的认可和他发展的理论让他能够和在疏离的议题上有创伤的个体工作。

正如我试图说明的，我相信，在自体心理学理论中，让临床从业者和患者都能找到家的感觉的是孪生体验，即被他人发现、认识、了解、看到、被理解，以及被了解的感觉所带来的放松下来的鼓励。Kohut对于孪生体验的理解和重新定义是自体心理学理论的归属感的核心所在。我认为，Kohut对这一需要的深刻“了解”足以让他从“自体心理学”转向Togashi和Kottler称为的“人类心理学”Psychology of Being Human (2012b, 2015)。有了归属感和家的感觉，我们可以放松下来，做芸芸众生之中的一员，反过来，芸芸众生也可以“做”他们自己。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放松下来，更真实地投身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自在地做我们自己，做众生中的一员。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患者带来被认识、被看见和被理解的体验，把他们从与众不同和疏离的边缘带回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回到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和患者工作的最终目标。

译者注：

*Charles Strozier是科胡特传记的作者

*一神论教会：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新教教派